的“孝”字就能令我们这个国家井井有条，当一切都规则化的时候，每个人只需按步就班的生活。几千年的华夏就是在这种传承中度过的。

虽然儒家思想被奉为华夏最有效的治国思想，但是其对本源解释的缺失使得儒学1000年来难登庙堂。虽然后来的儒家思想将一切本源解释成“理”，“天理”成了人们的指导思想。“格物而知理”，只有实践才能探知天理；“存天理、灭人欲”，“天理”跟人的欲望是相对的，要想遵循天理，只有灭掉人欲，状元舒芬就在给朱厚照的上书中指出皇帝的出游是人欲的表现，为了保存天理，必须废除巡幸，老老实实呆在宫中。

天理是什么东西，没有人能说的清楚，即使是它的创始人也解释不清楚，既然说不清楚，那么儒学关于本源问题的这个任务还是没能完成，正因为解释出现了纰漏，也才给其他哲学思想的发展留下空间。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江西省铅山县这个地方热闹异常，誉满天下的两名大儒会聚在铅山县的鹅湖寺举行千年大辩论。一方是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另一方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朱熹认为对于真理是通过“格物”而得来的，穷尽事物之理，多读书、多思考，才能获得真理。而陆九渊认为心即是理，“宇宙既是吾心，吾心既是宇宙”，所谓的格物就是认知本心，只要搞清楚了自己的内在，真理自然就明白了，不需要读过多的书。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论了三天，最后是不欢而散。

虽是如此，心学在南宋并无大的影响力，它一直未能取得跟理学分庭抗礼的地步，这些都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到了明代，商业的兴起、思想的活跃、理学的桎梏，这些都使得心学开始成熟，完善起来。

跟明代的其他心学大师一样，王阳明也是一位不循规蹈矩的人，在他小的时候就流露出对读书取仕不感兴趣的态度，长大后王阳明并非像一般的读书人那样埋首屋中，而是喜欢游历，并对兵法感兴趣，他曾经游历塞外，查看边防。

王阳明曾在父亲的官署中对着竹子格物，王阳明连续格了七天，最终不但没格出“理”来，反而病倒了，从此王阳明对程朱的理学产生了怀疑，此后他的内心便宽泛起来，我们这位阳明先生开始对道学、禅学感起兴趣来，他对天地的疑惑更试图从内心寻找答案。

正德元年，王阳明被牵扯到“逆党案”中，刘瑾拟定的59人逆党名单中，兵部主事王阳明赫列其中，王阳明跟其他官员一样受了廷杖之刑，后被贬到贵州龙场任驿丞。

大西南这片远离喧嚣的土壤给王阳明的悟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他开始思索本源性的东西，力图解开自己少年时代就存在于心中的疑惑。类似于王阳明这样有思索精神的儒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们不像大多数文人那样只是被动的接受权威著作，并不断其烦的将这种理论进行复制。

在贵州，王阳明开始收弟子，从这一刻起，在帝国这个静悄悄的角落开始进行思想领域的一场变革，在那么一天夜里，阳明先生突然睁开久闭的双眼，他顿悟了，他明白了不必再纠结于理学的是是非非，真理就在于自己的心中。

学生们对于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见解不理解，他们疑惑道：“南山里的花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

阳明解释道：“你不去看花时，花便不存在，你去看花时，花便在你的心中。”

与理学一样，心学也同样陷入一种桎梏当中去了，过于注重细微末叶的东西，实际上处于一种诡辩的泥潭中，理学与心学的转换，只是中国的儒学思想从一个桎梏进入另一个桎梏而已。事间万事万物皆有规律，竹子的规律就在于它是竹子，它只是自然的生长，自然的枯萎，对于花来说，无论花凋谢与否，它都存在于世间，于人的内心无关。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竹子在春天的时候青色、挺拔，到了秋天就会脆弱、枯黄，这就是它的生长规律，万事万物都改变不了它的生长规律；花的开谢也是如此，这个月花儿盛开，下个月就会凋谢，即使你不去看它，它也是这样，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就是客观事实的存在。

程朱理学认为格物而知理，人们需要通过对外界的持续认识来获得真理，而这种认识最终还是要通过内心，所以对于真理的掌握不能够将内心完全抛开，理学在论道过程中将外界与内心完全割裂开这是偏颇的。

阳明子的心学论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心外无理、格物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外无理”是指道理存在于内心之中，撇开内心则对真理无处寻找；“格物致良知”中的格物是指格内心，而不是格外界，通过内心的反省能够获得优良的品质。阳明子在《传习录》中指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王阳明所说的格物主要是指求善去恶；通过格物的方法，然后再通过格物所应坚持的原则最终达到的目的乃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反对将“知”和“行”割裂开来，他认为“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