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是统一的，“知”是为了“行”，而“行”反馈回来更好的让人们获取“知”。但王阳明认为先知后行却是有失偏颇，实际上我们的认知都是通过实践而来，没经历实践，我们的认识也是残缺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们的认识都是来源于实践，最终还是要返回到实践中去，这才是完整的知行观念。

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王阳明都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在于天理，意识决定物质，不同的是程朱认为对于天理应该通过探究外部世界而获得，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陆王认为对于天理的获得应该通过内心，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至于什么是天理，通俗的讲它指的就是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在认识规律上都是偏颇的，他们将实践与内心完全隔离开来，采取了完全对立的二分法。书本上的知识，圣人的学问都是来源于实践，我们对于规律的认识也必须通过实践，但实践又必须反省自身，通过自身的思考来加强我们对实践的理解，两者是统一的关系，反复的实践，反复的思考才能使我们对规律的认识更加强化。

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了争夺儒学正统地位而进行的一种争斗，学术派别之间的那种隔阂阻隔了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阻隔了他们理论、观点的融通，更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以致于中国的儒学思想一直是原地打滚，跟公羊春秋学比起来甚至是严重的倒退。

无论如何，心学在明代的壮大是思想领域界的一场大事，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心学的祖师爷正是孟子，他曾提出过“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心学顺应了明代中期以后人们思想独立、个性张扬的潮流，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理学面对君主不同的是心学更多的是面向市民阶层，更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发展，它推动了明代末年更伟大思想家的诞生，它也推动了明代后期市民运动、东林清议、党社运动的产生，在这里，天理与人欲不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有机的统一起来，万历朝的那种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与心学发展也不无关系。但当明朝灭亡的时候，当知识分子无能无力的时候，他们终于知道自己所信奉的思想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无力，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了儒家的桎梏对于国家的深深危害，那种清谈的毫无意义性，也就是在这一刻，他们彻底解放了，彻底冲破了儒家的桎梏，也还是在这一刻，中国的哲学思想转向了“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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