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是社会底层的人，他行过医、贩过盐，最终找准了做学问这条道路。王艮是从社会最底层奋斗起来的，没有父兄提供资助，没有有名望的先生提供教育，他要自己养活自己，自己从书本中寻找知识，正是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使得他对底层社会有了了解，他对底层人民有了了解，这也坚定了他认为人人皆可为圣贤的真理。

王艮觉得他跟王阳明之间再无可谈，于是在嘉靖二年（1523年）模仿孔子周游列国，王艮自制了一辆蒲轮车，带着两个仆人，打着传播圣学、拯民愚昧的招牌开始向京城行去。王艮在他的车子上挂着两张条幅，一个写着“天下一个”，另一个写着“万物一体”，王艮一路上奇装怪服、大声吆喝，史载“男女奔忙，聚观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

王艮每到一处便聚众讲学，“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王艮面对的全是凡夫俗子，田间农夫、走街贩履、卖盐打渔的都成了王艮说教的对象，王艮的此次北行无疑引起了轰动，并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注意，而王艮的此次说教是对中华二千年来的等级秩序、伦理秩序的首次冲击，具有异端的色彩。

在他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万物都是一体的。王艮从注重内心开始转向注重自身，“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在王艮这里，心学似乎已经向着“安身立命”的“身学”转变，而这种“身学”更是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相比心学多了一份实在性，少了一份玄幻。王艮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民本思想，而此种民本思想跟孟子的民本思想仍是有着本质区别。孟子的“以民为本”是在强调等级秩序的基础上行仁政，而王艮的民本思想却是带着启蒙思想的意味，他也成了中国启蒙思想的第一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中国似乎一下子进入了现代，而此时的欧洲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之中，他们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仍然是两百年以后的事情。

王艮所引起的轰动与议论很快传到王阳明的耳朵里，他大发雷霆，命人赶快把王艮唤回来。王艮回来后，王阳明三日不见，王艮长跪不起。每个人心中都有开放与保守一面，对于别人的开放与保守同样都是嗤之以鼻，王阳明对朱子学说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陈旧的东西，对于王艮学说他同样是嗤之以鼻，认为那是异端。

无论王阳明恼怒与否，王艮已经超越王阳明成为帝国的新星，很多地方的大员将王艮邀请到当地书院讲学，而一旦开讲，各地凡夫俗子纷踏而至。嘉靖七年，王阳明逝世后，王艮开始自立门户，由于他是江苏泰州人，后世人便将他这一门派命名为泰州学派，虽是如此，但它仍被认定为王学左派，它跟王阳明的心学究竟有无关系，我们已经很难评价，既然黄宗羲在他的《明儒学案》中将泰州学派列为王学分支，那么我们也这么认为。

泰州学派共传五世，共计487人，其中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官僚、有农夫、有工匠、有商人，士农工商样样皆有，很多人因此载入史册，或入祀典，或入贤祠，光是《明儒学案》记载的就达三十几人，在王艮的影响下，底层民众终于有了读书取道的机会，他们的名字也能跟那些大贤一样堂而皇之的彪柄史册。跟王艮一样，他的大部分弟子也是终身不入仕途，以讲学为己任。

王阳明曾经奉命镇压南方农民起义，杀掠甚重，后来为了劝导人们从善，王阳明提出了“格物致良知”的观点，但这种脱离底层群众的“致”法却难以带来实际效果，其结果只能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自成一套理论体系。

王艮反对君子之道，提倡百姓之道，人人皆可为圣贤，人人皆可为君子。他更是提出了“安身立命”之道，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王艮的安身立命充满了人本思想、关怀思想，他指出每个人吃饱、穿暖、有房住，是为安身，只有安身后才能谈及安家、安国、安天下，这跟圣人所说的修身截然相反。一个“修”字，一个“安”字就蕴含着不同的意味，“修”字强调人的义务，而“安”字强调人的权力。无独有偶700年前的诗人杜甫就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而安身也成了一个人获取良知的先决条件，如果一个人连安身条件都不具备，他是无论如何也格不出良知的。所以泰州学派才具备真正的民本思想。

王艮的学说不仅具备民本思想，更是对封建礼教、封建等级秩序的冲击，但在那种封建礼教森严的文化传统下，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王艮的学说无疑是一种虚幻，不可能实现。王艮死后，他的弟子们将他的学说发扬光大，并推向一个更加无以复加的地步，并最终跟整个封建势力对立起来，他的弟子们也为此献出了自己不屈的生命。

在王艮之后，我们可以从他的弟子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看到更多的精彩人生，但王艮作为启蒙思想的创始人，他无疑是整个明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自身文采不高，王艮鲜有著作留传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