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粉饰，我们都无法否认王艮的泰州学派跟王阳明的心学没有任何关系，阳明心学主张天理通过内心的省悟来获得，王艮学说主张天理就在日常生活中，无需去省悟，芸芸众生也能够体验到天理的存在，由于王艮学说宣扬天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就具备了启蒙思想，这跟孟子的“以民为本”有着本质区别，孟子的“以民为本”只是让君王爱惜百姓，并没有认为百姓能够获得认知的权力。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

我们至今无法对王艮学说取一个专有名词，由于它打碎了儒家的等级秩序，所以，他不仅跟心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认为它跟儒家思想也没有任何联系，在那个等级秩序仍旧森严壁垒的封建社会，这种学说只能以“隐学”来定义。

王艮的门徒向来不乏，除了颜山农、程学颜、何心隐、罗汝芳、耿定理，在万历朝还有李贽，李贽的出现使得这一门学派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对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无论历史学家如何赞誉，李贽都是泰州学派的传承者，他的学说跟王艮学说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李贽过于高调，加之跟官场、士大夫有着过分亲密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影响力无疑被放大了。

李贽号卓吾，福建泉州人，1527年出生，二十五岁中了举人，李贽对做官兴趣并不大，或许他认为自己并不能考中进士，他便不在坚持继续科考。二十九岁那年，李贽被任命为河南卫辉县教谕，按照李贽的说法，此时他已经家道中落，还有妻儿要养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若非如此，他断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李贽的理想在于著书作学问，官场对于他是一种折磨，他只喜欢在自己自由的精神世界里翱翔。他在河南为官期间，就已经显露出与上司不协调的现象，工作之余，他便自闭门户钻研学问，但身在官场却身不由己，他的那种自由理想仍旧受到干扰，或许他还没有找到真理的钥匙。

四年后，李贽前往南京国子监担任博士，这是一个好差事，既能养家糊口，又能钻研学问。但好景不长，李贽的父亲病逝，他只能回乡丁忧，加上母亲早已故去，此时李贽已经失去了双亲。在家乡丁忧期间，正值倭寇进攻泉州，他率全族三十多口人登城和全城的父老乡亲一起日夜防守，最终，终于击退了倭寇，也算是他人生中的一次辉煌。

丁忧期过后，李贽带着全家人去了北京等待分配新的官职，在京城的这段日子是李贽最痛苦的回忆，连续十个月，他都未能分配官职，囊中羞涩，他只能靠在别人的私馆中授课来谋取生活，据李贽自己说，他有一次连续七天没有吃东西，最终李贽等来了北京国子监博士的职位。但好景不长，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他的第二个儿子死掉了，接着，他的祖父又逝世了，李贽只得又回乡守制，在南下的途中，他将朋友和同僚送的丧葬费拿出一半在他曾经任职的河南卫辉县买下一处田产，他将妻子和三个女儿安置在河南卫辉县，让她们母女在田间劳作和靠纺织过活。李贽拿另一半费用将祖先三代五口的灵柩体面安葬，在此之前，李贽祖先三代五口的灵柩由于不能体面安葬而停放了五十年。就是这样一件小事情，也能令李贽感到他替家族尽到了义务。

嘉靖四十五年，在家乡再次守孝三年期满的李贽返回了卫辉，此时，夫妻之间已经有三年没有见面，见面之后，妻子告诉他，二女儿、小女儿吃草难以下咽，已经死于饥荒，李贽悲痛连连，当天夜晚，他跟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此时的李贽心中，我们不知道做何感想，此时李贽已经39岁了，但属于他的人生还远没有到来。

李贽携带家眷再次来到北京，这次他被安排为礼部司务，从九品，是个比从八品国子监博士更差劲的差事，但李贽却开始安稳下来，他在北京一直呆了五年。在这五年中，他接触到了守仁心学，从此，开启了他的人生之路。

从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李贽前往南京刑部就任员外郎，这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候，在南京这个风气开放、人文荟萃的地方，李贽是如鱼得水，在这里，他结识了诸如焦竑、耿定理、王畿、罗汝芳等泰州派人物，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主张跟李贽所追求的众人平等的思路一拍即合，李贽终于找到了知音和终身在学术上的奋斗方向。

无论后来如何的艰苦和沮丧，这五年都是李贽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万历五年，50岁的李贽前往云南姚安任知府，临行前，他将女儿和女婿安置在湖北耿定理家，他临行前对耿定理说：“我三年任期满，便归来依靠正四品俸禄来跟你一起探讨学问。”

云南地处边疆，又处于民族杂处之地，历来难以治理，李贽主张行无为之治，在这方面，他明显不知道治民的复杂性，只是一厢情愿的为之，其结果不仅取不得应有的作用，还跟地方的官吏格格不入，云南的三年，李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时，他再也无意于官场，官场对于他只能是一座囚笼，如今他已经得到了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