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朝廷并不允许李贽致仕，他跑到滇西大理鸡足山躲藏起来，万历八年（1580年）他彻底告别了官场，从此开始了向绵延二千余年的封建礼教抗争的过程。

“万物皆生于两，源于矛盾着的阴阳二气，而不生于一，并非生自三纲五常的天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欤。追求物质享受乃是秉赋之自然，各从所好，各驰所长。”这些都是李贽抨击封建礼教和理学思想的语句。

这么些年，李贽的妻子黄氏一直默默陪伴在他的身边，她的付出、她的默默承受，尤其是在河南的那三年，一个女人拖着三个孩子依靠几亩薄田度日，在灾荒来临的季节，只得依靠野草为生，中国女人的忍耐力在这一刻爆发出来。李贽的放弃仕途无疑是对这位女人的一种打击，但为了丈夫的那个缥缈梦想，她还是默默地接受了。

她跟随李贽回到了湖北黄安，回到黄安并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毕竟自己的女儿、女婿在那里，对于李贽的配偶黄氏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更好，而且耿家家境殷实，供养李贽一家也是绰绰有余，除了耿家，还有周思敬的周家，他们都愿意充当李贽的居停。

李贽在耿定理家中居住期间，开始了系统的反孔过程，虽然王艮学说已经使儒家体系摇摇欲坠，但王艮只是给人以引导，或者给以暗示，到了李贽这里，情况便明显不同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李贽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做学问在哪里都可以做。吴与弼、陈献章都是在自己的家乡做学问，招收门徒，但李贽为什么不这样？关于此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有着精辟的论述。

黄仁宇认为，在我们这个农耕国度，民众最大的追求就是通过辛勤劳作获得余钱，通过几代的积累获取多余的土地，然后上升为地主阶层，将后代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样，再通过几代的拼搏，从而使家族中有人能够通过科举步入士大夫阶层。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况下也为必然。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见，但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散文家归有光说过，如果他要离开家乡，就必须带着百余口的族人同行，李贽在泉州抗倭的时候，当泉州城被倭寇围起来的时候，李贽就要负责为30余口的族人寻找食物。

通过黄仁宇的讲解，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李贽不愿意回家，是因为他无法履行他所应承担的任务，他没有脸面面对族人，抑或者他一心做学问，不愿意受到族人的干扰。虽然李贽没有给他的家族尽到义务，但他无疑事实上成了这个家族最荣光的人，因为直到今天，这个家族所有的人都成了历史学家考证的对象。

李贽和耿定理相处的岁月只持续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李贽主要是研究道学，他写下《解老》一书，来诠释自己对《道德经》的理解。万历十二年耿定理逝世，这对李贽是个打击，他似乎一下失去了交流的对象。

而李贽跟耿定理的兄长耿定向一直不和，其实受耿定理的影响，耿定向也是泰州学派的门徒，他不相信玄而又玄的天理，他也认为天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但跟王艮和李贽不同的是，耿定理显得很低调，他内心对程朱理学提出了疑问，但在日常行事乃至官场上，他还是儒家思想的那一套。

耿定向的思维与行事跟那个时代很多官僚一样，虽然理学、心学已经没落，但这个时代还需要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平静。二个人说的话不适合在三个人场合下说，三个人说的话也不适合在五个人场合下说，这就说明公之于众的言论与私下里的活跃从来都不是一回事，推而广之，孔子不一定就信仰儒学，朱熹也不一定就信仰理学，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维持一种秩序的稳定，或者以最小的成本来治理这个最庞大的国家。

正因为这样，李贽说耿定向言行不一，耿定向说李贽既矫且伪。万历十二年八月，罢官多年的耿定向复职为都察院副都御史，这明显引起了李贽的不快。李贽在《答耿中丞》一文中说道：“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子何以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

这番话李贽明显表现出了不以孔子作为是非评判的唯一标准，万历十三年，耿定向再次升职，李贽再也无法忍受，遂离开耿家。离开前，李贽写了《答职司寇》一文，在此文中，李贽对那些他认为的信奉儒家思想的伪道士进行了深刻批判。

“他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反不如市井小夫、力田作者，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他们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