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朝是整个明王朝思想文化的一个转折期，在这个转折期不仅体现为心学的完善，更体现在诗歌上，这个时期诗歌上出现了不拘格式、随心所欲的风格，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在民间，思想文化已经从严格限制伦理纲常的理学向强调内心、随心所欲的心学转向。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

明代初期的诗歌以吴中四杰为代表，这四杰是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他们都是元代遗民，诗歌大都是给故元或张士诚唱赞歌的，后来被朱元璋以各种理由杀掉了。国初朱元璋、朱棣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压态度，理学的盛行都使得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沉闷，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下所流行的诗体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创立的台阁体。

这种台阁体只是文人对当局的一种应付，内容平乏、格调沉闷、套话连篇、味如嚼蜡，多为场面上应对之词，这些毫无生气的词句实际上也体现了文人深深的无奈。

从成化年间起，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出现松动，陈旧的台阁体诗风已经跟这个时代不合拍。皇帝的垂衣拱手，文人的自由奔放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就这个时代本身来说，它的诗歌风格应该是向着更自由、活泼、无拘无束的方向转进，但很遗憾我们的诗歌风格却转向了复古。

李东阳是茶陵诗派的领军人，他不仅是弘治、正德两朝的资深阁臣，更是一代诗歌的开创者。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所以他所领导的流派被冠以茶陵诗派，李东阳位居高官的身份一方面对这种流派的发展形成了推动，另一方面却又是自身的桎梏。

台阁体的尴尬使得文人们对我们的艺术创作进行反思，汉唐那种雄浑、豪迈的诗歌去了哪里？我大明朝难道只能依靠无病呻吟的台阁体来文过饰非，来彰显帝国的文治武功。这些迷失的文人开始寻找改造的方法，但能走的路似乎也只有复古这一条，也就是从汉唐中寻找重新点燃诗歌的激情。

这种茶陵诗派就是复古派，主要是模仿唐代李白、杜甫的风格。李东阳和他的同僚们受制于官场和身份的限制，不能够赋予诗歌以新的颜色和寓意，也不能够创作出跟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诗体。李东阳这样的官僚依然逃脱不了礼制的束缚，他一方面对旧有的台阁体不满，另一方面对士风的转换也没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只好在故纸堆里寻找残存的信心。但这早已不是盛唐的时代，对于那个已经远去的年代如何去追寻只能是就地打滚，甚至是弄巧成拙。

跟庙堂上的沉闷甚至是复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德年间民间的诗歌开始活跃起来，在江南以唐伯虎为首形成了后吴中诗派，前吴中诗派的四人已经全部被朱元璋干掉了，后吴中诗派除了唐伯虎之外，还有文征明、祝枝山、沈周。

后吴中诗派的这些人大都生活在民间，文采风雅、仕途不顺。他们没有官场的羁绊，甚至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束缚，他们对生活，对自然有属于自己的心灵体验，这种情感上的自然流露也就反映在了诗歌上。

对于后吴中诗派我们无法说其所创作诗歌如何富有影响意义，实际上其口语化的风格、生活化的风格并不能在明代的思想文化上带来多大的影响，但他们却反映了明代社会的萌动性，在上层结构仍旧保守、禁锢的情况下，底层社会已经在进行着自我改造，而后吴中派的诗歌恰巧反映了这一点。

唐伯虎名寅，字伯虎，生于成化年间，苏州府吴县人，祖上为山西商人。15岁考取秀才，19岁那年双亲、妻子相继离世，家道开始中落，好友祝枝山劝唐寅潜下心来好好读书考取功名。28岁那年，唐伯虎去南京参加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故而唐伯虎又名唐解元。弘治十二年（1499年），29岁的唐伯虎赴京参加会试。

此次会试唐寅是与江阴巨富徐经一同前往的，徐家在江南是大家，徐家世代在大明朝皆是知名人士，徐经祖父徐颐、父亲徐元献、玄孙徐霞客都是载入史册的人。徐家有一“万卷楼”，里面所藏皆是宋元战乱以来遗留下来的古卷，徐经好友钱福曾游览过万卷楼，后来专门写下《万卷楼记》，钱福在《万卷楼记》中写道：“兹楼也，储川岳之精，泄鬼神之秘，究古今之奥，焕斗牛之躔，知不可以金谷，平泉视也。”

徐经自然是名声在外，就连京城也知道他。此次他与唐伯虎结伴而行进京赶考，唐伯虎是去年应天府乡试解元，如此阵势你想不关注都不行，果然，两人还没到，京城便早已闻声。两人抵达京城后便赁下一处宅子，随即在京的同乡、熟人纷纷前来拜访，一时摩肩接踵。徐经带着六名童子，每次出门都是招摇过市，把个北京城搞的是喧闹异常，这几天从大内到中枢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俩人。偏偏这个时候，徐经又领着唐伯虎拜访此次会试的主考官程敏政，人们不禁浮想联翩，程敏政也是南直隶人，对徐、唐二人极为推崇，平日里就有书信来往。

此次会试的主考官除了程敏政，还有一个是李东阳。而这次会试试题出的生冷、怪癖，众考生皆答的一塌糊涂，唯有两张卷子写的颇有文采，主考官程敏政说这两张卷子一定是徐经和唐寅的。程敏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