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句话很快传遍了京城大街小巷，也终于印证了人们先入为主的想法，那就是徐经、唐伯虎并无真才实学，此次进京想通过贿赂的手段取得功名，而且唐伯虎还邀请程敏政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这些都加强了人们的这种看法。

很快一场科场舞弊的大案的奏书搁在了弘治皇帝的案头，弘治皇帝读完后勃然大怒，下令将程敏政、徐经、唐寅三人投入大理寺的诏狱，徐经受刑不过便招供自己拿金子贿赂程敏政，然后程敏政将试题给了自己，不仅如此，唐寅也使了黑钱。

对于这段经历，唐伯虎在给好友文征明的信中写道：“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养尊处优的文人哪里见过牢房的架势。弘治皇帝让李东阳复审，李东阳在复审中发现被程敏政赞扬的那两篇稿子并非出自徐经、唐伯虎之手，而且后来徐经在刑部和吏部会审时翻供，说自己是屈打成招，到了此时，此案已再无悬念。但迫于舆论压力，会审认定徐经和唐伯虎在考前拜访主考官也是犯法，仍然有举人身份的徐经和唐伯虎被贬到浙江的县城为吏。程敏政出狱后不愿为官，忧愤而死，唐伯虎耻于为小吏，从此远离官场，徐经还盼望新天子正德能够为其平反，故而于正德二年前往京城打探，但终是无望，徐经却于杭州的永福禅寺病死。

徐经的祖父徐颐曾任过中书舍人，当时朝中风议徐颐的官职是拿赀财贿赂王振而得，王振死后，徐颐自然也被罢官。徐经的父亲徐元献会试不中，回乡后发愤读书打算来年再考，结果用功过度而死，而他们的后代徐经也是如此。科举考试摧毁了徐家三代人，不仅如此，后世子孙虽多加努力，仍旧是无缘官场，一直到徐霞客童试不中的时候，母亲便没再要求，此后徐霞客大半生便在游历中度过。社会的发展给知识分子更多的选择途径，你可以教书育人、你可以经商、你可以出版自己的书籍、你还可以游历和当一名医生。

发端于弘治年间的科场大案表面上看是民众对两个明星人物的排斥，更深层次的原因乃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那种冲突，历史虽然已经进入到弘治年，底层的商业已经开始踊跃，但对于中枢来讲，它依然容不得商业文化的存在。而这种反映在人事安排上的冲突只是两种文明的一种小冲突，如果它能在底层社会中引起大的爆发，那才真正意味着大时代的到来。

唐伯虎回到家乡后，第二任妻子离他而去，他开始寄居在吴趋坊巷口的一处小楼中，以卖画为生。

不炼金丹不坐禅，

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丹青卖，

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首诗是唐伯虎在吴趋坊居住的时候所作，诗中真实的反应了诗人那个时候的心境。也就是在吴趋坊居住期间，诗人结识了苏州名妓沈九娘，两人互生爱慕，并共同生活在一起，后来生下女儿桃笙。

几年后，诗人用卖画的钱在城北废弃的桃花坞盖了几间茅房，这里就成了他的桃花园。平日里经常跟沈周、祝枝山、文征明饮酒作诗、作画。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这是唐伯虎所作的有名的《桃花庵歌》，这是一个较为正确的版本，这首诗歌正是诗人在桃花坞生活期间所作，它生动的描绘了诗人的生活情趣和内心世界。无论诗人如何洒脱，都掩盖不住诗人生活的窘迫，无论诗人如何淡化，都回避不了他内心世界的纠结。

我们的诗人依旧对弘治十二年的那场科考耿耿于怀，并成了一生中都挥之不去的心结。诗人并不是一个开朗、豁达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并不适合官场，即使那场科举能够得中，依然会是今天这个结果，世间很多事情虽是意料之外，却是情理之中。诗人的后半生始终活在虚幻之中，他不似吴与弼、徐霞客那般洒脱，一件小事情都会令其纠结一生。实际上，从弘治十二年的那场科举大案来看，以及嘉靖、万历两朝士大夫的命运、际遇以及选择来看，从明代中期以后科举取仕对于一般文人来说已经不是最好的出路。知识分子一定要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从这点来讲，我们后面将会讲到的终身不科考的王艮、何心隐无疑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坚定的认定，而不受任何世俗的干扰。

唐伯虎虽然身在乡间，但不等于他默默无闻，喜欢招揽人才的宁王对唐寅伸出了橄榄枝。唐寅来到宁王府后发现宁王行为怪异，而此时到处流传着宁王要造反的新闻，有了前科教训的唐伯虎开始装疯卖傻，并离开了宁王府。虽说离开了宁王府，但毕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