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见深自然也加入这个行列，他很早就对经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让宦官从民间低价收购各种玩意儿，然后再高价售给他人，从中获利。他也给喜欢的宦官盐引，让他们去牟利，当然皇帝也要在其中分成。这还只是皇帝，宦官经商更是普遍异常，前面提到的那个南京镇守太监谭力朋只是一个个例，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宦官做的都是无本买卖，到各处巧取豪夺，然后再高价出售，一次能获利数千两。不仅皇帝和宦官做起了生意，帝国的文官对于此事也是乐此不疲，历史走到了这一步，文官们敛财已经不是靠贪污财政公款，也不是靠向他人索要，而是利用职务之便自己做生意。

行人司右司副张瑾和给事中冯义利用出使占城的机会夹带私货前往占城销售，获利颇丰；给事中林荣和行人司黄乾亨出使满剌加国，两人在船上夹带私货，而且还顺便让其他商人也搭乘其船，因为大明朝实行海禁。由于商人带的货，加上两人自己带的货，导致行船超重，在海上遇风沉没，林、黄两人也葬身海底。除了夹带私货去境外销售之外，还有很多文官通过贩卖官盐、木材获利，普通官吏如此，涉及到经济管理部门的更是如此。朱见深对这些也没有过多的干预，自己敛财，还不允许别人敛财吗？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的私生活就行。到了这个时候，官场已经形成一种风气，那就是不靠工资了，人人都有捞钱的路子，发展到最后很多人连班都不上了，朱见深几次朝会都发现下面没有什么人，朱见深也是“亨亨唧唧”的应付了过去。

这股经商之风不仅风靡于皇宫与官场，更是刮到了民间。“士农工商”，这是封建时代的职业排名，在那个年代，读书人唯有通过科举考取功名才是唯一出路，从此不仅是自身荣耀的问题，更是家族世代荣耀的问题。但谁都知道，此举的确风险很大，对于大多数士子来说基本上就是神话，但到了成化年，随着商业兴起，给读书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那就是走经商之路也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在这种思潮下，学子们纷纷弃学经商。

周宪是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父亲早亡，兄弟三人全靠寡母一人拉扯，周宪和兄长皆是读书人，但眼前的困境让周宪坐不住了。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继续读书，母亲就会很劳苦，如果我弃学经商，虽然我会劳苦，但母亲会轻松许多。不久，周宪便抛弃书本，独闯汉口，赚的钱补贴了家用，并帮助兄长和弟弟完成了学业，母亲也得到了休息。

苏州府的昆山县有一人名方麟，初为读书人，后来弃学随其岳父经商，有人问他“子乃去士而从商乎？”意思是你怎么能丢掉读书人的饭碗去从事商业这样下贱的职业。方麟的回答是“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意思是你只知道读书人不屑于从事商业，但是你不知道商人也不屑成为读书人。

“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 “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这两句话是震撼的，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学而仕之的观念，读书做官不再是万民的最高梦想，它甚至在金钱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既不能贴补家庭，又不能孝敬父母，在投资小、见效快的商业面前，读书这个职业竟然开始遥遥欲坠。

不仅如此，大明朝还开始了“开捐纳监”，只要捐钱、捐米或者捐马就可以获取生员资格入国子监读书，届时直接参加乡试，而这些捐生由于经济条件较好，自小就获得良好的教育，所以往往能够在科举中胜出，令人刮目相看。商业的发展一方面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也使得各地增税的关卡不断增加，商业税占税收的比重也不断增加。

风气的转变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的确是互为表里，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社会风气的转变反过来又刺激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两者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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