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兄弟、夫妻都应该像朋友那样是平等的，何的观念不仅在那个时代令人无法接受，就是在今天也是令人无法接受。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这个无等级社会，何心隐在家乡梁坊村成立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老人放在一起奉养，幼儿放在一起养育，少年放在一起读书，妇女放在一起纺织，男丁放在一起耕种。所有的财产，包括田产充公，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

聚合堂仿佛实现了儒家思想中的那种大同社会，在此时的江西省梁坊村似乎真的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理想社会，但这个聚合堂维持了12年便跟颜钧的萃和会一样轰然倒塌。

聚合堂的覆灭是跟税收有关。何心隐在将整个梁坊村变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同时，对纳税问题也十分上心。大明朝的税制虽然很低，农业税百分之三，但是人们还是千方百计的逃脱税款，逃税具有传染性，一旦一家逃税往往会连带着全村逃税，所以为了保证税粮的征收，朱元璋在乡村设立粮长专业负责税粮的督导。

梁坊村的村民对何心隐说道：“我们是父母生的养的，跟皇帝没有关系，我们的田地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并不是皇帝赐予的，我们为什么要缴纳皇粮。”

何心隐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道：“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我们就会生逢乱世，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皇帝庇佑，就会出现豪强，我们的土地也会被掠夺过去。所以，加纳赋税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

何心隐的这一番高论达到醍醐瓘顶之效，获得了全村人一致的认同，何心隐专门设置管粮、征粮的人，从此梁坊村的税粮再无拖欠之说。

嘉靖年间京城的工程颇多，一方面是修正祀典需要营建祭庙，二是宫中多失火，遭火灾的大殿需要重建，这些都带来对木料的需求，而嘉靖年间的财政又很艰难，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摊派。作为解决嘉靖财政问题的摊派很快来到了南部各省，这次来到永丰县的是一种叫做“皇木税”的玩意儿。

如果税率开始就定的较高，老百姓习惯了也没什么，如果定下较低的税率，一旦钱不够花，反过来增税，则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当这种“皇木税”下到梁坊村的时候引起一何姓家族的抵制，理由是他们梁坊村的税收是全村统一上交，这样一来县衙派来的人便找到了何心隐，何心隐说他们全村已经全部加入聚合堂，对税率做了统一规定，不能再更改。很快县衙以抗税罪将何心隐抓捕，后来同为泰州学派的好友程学颜卖掉家产，将何心隐保释出狱。

何心隐的聚合堂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它抛却人性的私欲，完全以自己族长式的强制来推行，妄图进行复古，当自己被捕入狱后，存在了12年的聚合堂很快便树倒猴孙散。历史已经表明，依靠强势人物维持的任何改革或者社会模式都不可能持久。

心隐虽然出狱了，但他被发配贵州戍军，一年后他逃离了戍军之地，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这位本来叫做梁汝元的乡绅从此改名叫作何心隐。

心隐既逃离贵州后便去了京城，在颜山农的另一个弟子罗近溪的介绍下认识了同门的耿天台，在耿天台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在国子监任司业的张居正。两人一番交谈后，言语开始不投机，接着便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驳，就在那场辩驳之后，何心隐对友人说道：“张必为相，为相之后必禁止讲学，也必将杀我。”

何心隐的看法是对的，他一眼就将张居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股戾气看了出来。在京期间，何心隐参与了倒严行动，失败后他逃离京城，开始了二十年的讲学活动，从江南到川蜀，从齐鲁到西北，他的足迹遍布帝国的山川河迹。像泰州学派的其他传人一样，何心隐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

时间进入到了万历年，居正当国，天下学风骤紧，张居正禁止讲学，毁天下书院，张居正的举动遭到天下学子的激烈反对。何心隐联合泰州学派的门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声称要声张正义，逐张去位。张、何二人之间的矛盾终于全面爆发。张居正将何心隐定性为妖人，下令全国缉拿。何心隐开始东躲西藏，终于在万历七年在学生胡时和家中讲学时被张居正的爪牙侦知，湖广巡抚王之垣将他抓捕到武昌，学生胡时和一路跟随进京。

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上，王之垣命令何心隐跪下，何心隐只是坐在那里，王之垣命人拿条棍抽打，何心隐只是在那里发笑。何心隐被抓捕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帝国，这无疑是帝国成立一来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明代思想领域界的风向标，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风向标。泰州学派的门人尽皆为营救何心隐而四处奔走，有的去京城游说，有的变卖财产，奈何张居正权势熏天，天下媚张者如过江之鲫，朝中反张的要员也保不得性命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何心隐。

万历七年（1579年）九月二日，62岁的何心隐被当局杖杀于武昌，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极大的恐慌与震动，生员们纷纷聚集起来抨击张居正的施政措施，当时民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