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9年是中华帝国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因为21年后在西方另一位异端思想家布鲁诺被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两者是何其的相似，都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付出了生命，究竟是西方的何心隐，还是东方的布鲁诺我们已经无法分别，如果能让这两位思想家走在一起，交流各自的学术观点，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抑或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思想。1579年的杖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6世纪的明王朝，虽然思想看起来自由，但不允许除了儒家文化其他一切文化的存在也带有欧洲黑暗中世纪的专制色彩。

黄宗曦在《明儒学案》中说泰州学派大都“赤手以搏龙蛇”，这种描绘的确贴切，泰州学派的门徒始终坚持与底层民众结合的方式，拒不与官府合作，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获得心灵的解放，而不再是取仕，在他们这里没有门第之见、经院之别，从最浅显的语言入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底层民众参与，儒家门徒垄断教育的局面被打破，士农工商、凡夫俗子皆可受教育。

何心隐更是通过创办聚合会的方式来亲身实践自己的大同社会，当与何心隐同时代的英国人莫尔的公有制社会还停留在幻想中的时候，东方的何心隐就已经开始实践了，而英国人欧文的实践却是200多年后的事情。合居、平等、公有特点的聚合会已经开始令大明王朝的等级社会摇摇欲坠，它冲击了中国自周代就已经建立的礼乐制度，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旧有的秩序又受到了冲击，这注定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年代。

何心隐和他的聚合会不仅触及到了伦理秩序，更使教育平民化、思想自由化，这些都不容于这个挣扎的社会，万历七年何心隐被杖杀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这个社会容不下异端思想。何心隐的乡村试验不顾人性的私欲，强行实行公有制，只能是一场乌托邦的闹剧，但他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行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人的确值得我们的关注。除此之外，聚合会这种纯粹公有制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否降低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生活积极性？由于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历史的实践来看它应该是印证了我们头脑中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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