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怀疑明代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年代，这个时期不仅有阳明心学，更有王艮隐学，而且在晚明行将就木的年代产生了三位巨擎，他们是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他们三人的思想有一些共同点，但也各有侧重，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王夫之信奉唯物主义，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

在晚明那个天崩地裂的年代，面对农民暴动帝国束手无策，面对异族入侵汉族官僚束手待毙。到了此时，世间万物先有理，还是先有气；理在外间，还是在心间；道是需要穷索，还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显得幼稚可笑。当人们发现这些争论已经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了经世致用，此时，一切不能经世致用的学说都成了伪学，士大夫们的空谈和坐而论道都面临千古笑谈的窘地。

人们不知道这股风从何时刮起，但我们绝对知道它不是从黄土高原上造反的农民大军和满洲人入侵开始刮起，它从万历晚期就已经开始了，从李贽批判道学家虚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进入崇祯年，皇帝也益发感到这些通过八股文而取仕出来的儒生之废材，他不得不启用那些有着灵活而成熟从政经验的官僚，这个时候，皇帝比任何人都渴望经世致用，也比任何人都憎恨心性空谈。

这股经世致用之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刮起来的，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实学”，有清一代，官方所奉行的就是实学，这种实学在晚清更是突兀出来，但我们要明白这种实学之风从晚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晚明思想家顾炎武对士大夫们的空谈之风尤其深恶痛绝，他认为无论是宋明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跟孔孟儒学背离的。他认为理学、心学所讲的东西都是孔孟学说所不谈的，而孔孟学说所谈到的东西又是理学、心学所不讲的。顾氏认为理学、心学皆是空谈，而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却是经世致用，因为孔孟学说强调的都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对于顾炎武来说“修己治国”都是经世济用，而理学、心学却在那里扯世界的本源性。

实际上顾炎武的认知又使儒家思想回到了起源点，我们前面讲过，儒家思想之所以千百年来丧失统治地位就在于它对世界的本源性缺乏解释，所以这才产生了理学、心学，我们只能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理学、心学走的过于极端，正向顾炎武认为的那样，它背离了儒家文化。

现在顾炎武重提儒家传统文化，那么又将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的本源是什么？因为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儒家思想依然面临窘境，顾炎武认为世界的本源就是经学，所谓的经学就是指儒家经典，可以说成是儒家十三经，顾炎武认为这些经学就是世界之理，一切都源于此。实际上顾炎武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甚至自相矛盾的，将结果解释成原因，或者将原因解释成结果，都无法令人信服。

虽然顾炎武对一些哲学性问题的解释跟程颢、陆九渊一样显得空泛，但王夫之显然在这方面要具体一些。理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两者都认为意识先于物质而存在，不同的是理学认为这个先于物质而存在的意识存在于外部，而心学认为这种意识存在于内部。思想家王夫之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物质先于意识而存在，他属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这方面，也就是在反对理学、心学方面，王夫之明显比顾炎武更有针对性。

有一次王阳明跟他的朋友外出游玩，朋友问：“山岩中的花在生长与人心有关否？”王阳明说：“你去看花，花就存在，你不去看它，它就不存在了。”王夫之对阳明的观点嗤之以鼻，他说道：“浙江有座山，我没去那座山，难道那座山就不存在吗？”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气理论，二是他的知行论。“气”就是指物质，“理”就是指意识，朱熹认为理在气前，世间万物先有理后有气，也就是意识决定物质，但王夫之认为，气在理前，没有气也就没有理。

除此之外，王夫之对朱熹和王阳明的知行观也进行了批判。朱熹作为理学的代表，他认为知在行前，先知后行，而王阳明反对将知行割裂开来，他认为两者是一体的。但王阳明仍然认为知在行前，没有知就没有行，这实际上跟理学的知行观并无本质不同。而王夫之恰恰反对知行合一，他认为行在知前，没有行就不可能有知，王夫之的知行观就是实践观，他认为任何事情都必须通过实践，实践是一切事物的源泉。王夫之的知行观和朱熹、王阳明的知行观涉及的还是一个唯心、唯物的话题。任何的认知当然来源于实践，但当后人系统的总结出认知后则没必要一步一步再去实践，但是通过实践却又能在认知的基础上获取更深度的认知，所以，知源于行，知行合一，行知合一，这才是明理。

唯物主义的产生不是空穴来风，它反映了在明末理学、心学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本源性的重新思考，并将中国的哲学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明末唯物论一路高歌猛进的年代，还产生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而这其中以黄宗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