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伦是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大明朝的官场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全国官员数江西，江西官员数吉安，似乎明王朝的一小半官员都来自吉安这个地方。罗伦家境清苦，状元出身，他又是一个极端的理学教徒，成化二年（1466年）罗伦便开始发难。他攻击的对象是内阁首辅李贤，弹劾的话题是李贤在父亲死后不按规制守孝三年，只在家中呆了二个月的时间便回来了。

我华夏以伦理道德立国，一方面通过纲常维持了一种松散而稳固的秩序，另一方面它也成了我们文明的组成部分。安史之乱标志着大唐帝国多元文化实践的失败，从此华夏重归单一文明，如今伦理纲常重新成为这个帝国唯一遵循的风尚，身为国家首辅竟然做出如此有违伦理道德的事情，在大多数士子眼里这自然是不能容忍的，无论你是否身居要职，无论你对社稷的作用多么大，都是不能违背这一准则，因为这是我们文明的核心，我们这个民族存在的理由。

皇帝对于罗伦的上书不悦，当事人李贤也同样不悦。李贤有别的想法，内阁重臣陈文和彭时都是江西吉水人，属于罗伦的同乡，李贤很容易认为是陈、彭二人鼓动罗伦上书。李贤在英宗和宪宗两代皇帝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地位，而且李贤对于消除英宗与宪宗父子之间的嫌隙，保证朱见深顺利登基起到了推动作用，朱见深自然视李贤为股肱之臣，现在有人弹劾李贤，这自然是朱见深所不能容忍的，朱见深将罗伦外放福建。朱见深的这一处罚是轻微的，它既没有起到震慑群臣的作用，反而激起了群臣抗辩，从各部尚书到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纷纷出动，将矛头对准见深和李贤。皇帝大怒，他哪里见过这种架势，他对官员厉声斥责，李贤终于被他保下来了。虽然如此，李贤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他突然莫名其妙的发现他跟整个帝国的官僚决裂了，实际上官僚们是想借此事掌握舆论权，虽然朱见深将群臣压了下去，但在这年的年底李贤却死去。李贤的死标志着在宪宗面前再也无挡箭牌，帝国的话语权不可避免的滑入文官手中。

罗伦事件过后仅一年，翰林院的大能们又开始没事找事，这次有位叫章懋的编修上书反对元宵节点灯，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朱见深自然又将章懋贬黜。罗伦、章懋都是极有气节之人，被贬黜后随即辞官回乡，终生著书讲学不再出来做官，以自己的操守诠释了读书人的气节。明代的士大夫们的确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他们不贪权、不恋财、不惧生死，他们杜绝碌碌无为，他们更喜欢青史留名。虽然皇帝处理了罗伦、章懋，但帝国以他们为榜样的言官一波接一波，皇帝再也无法压制他们，此时的皇帝已经显示出倦政的信号，也许大明朝此后的行政特点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初露端倪。

慢慢的皇帝不再喜欢跟文臣们沟通，朝政都交给内阁处理，司礼监负责批红就行了，士大夫们期待的君臣共治局面终于开始形成。而我们的皇帝沉溺宫中跟各色人等交往，这是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工匠、医生、画家、戏子、作家、道士、僧人、法王、术士、魔术师、罪犯、性学家、色情小说家、春画画家都能在帝国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且还是很好的舞台。

这的确是个人才迸发的年代。如果你是江湖潦倒的艺人，你最好去京城，在午门附近支一个摊子，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宦官来找你，将你招进宫去，从此衣食无忧；如果你能写出奇闻异志的小说，你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去皇宫投稿，放心，不会存在退稿的情况；如果你懂房中之术，能授以新奇的秘法，那也不错，你也能找到工作，最好是还能研制出类似大力丸之类的丹药；如果你能看星相，或者会些法术，能将白银变成黄金，那就更好了；如果你是地方官犯了法，你也不用担心，赶快逃去京城，以最短的时间学会一门手艺，然后再通过宦官的门路进入宫廷，你就能免除处罚，但从此你就不是士大夫的身份了，而成了宫廷豢养的娱乐人士。所以在这座宫廷里，除了江湖人士之外，还有一些中过科举的士大夫们。而这些士大夫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屑于跟这些江湖术士为伍的人，而另一类则比江湖人士还要江湖人士。

对于宫外的官员们来说，皇帝的意思很明白，我不干涉你们，你们也不要来干涉我。此时的大明皇宫内的确热闹，也许人们不知道宫中到底是如何热闹，但所有的人知道那里的确热闹。

皇帝除了供他们吃喝外，还绕过吏部和兵部授予他们文职和军职，前后共封了一千多人传奉官的官职。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所有人都是无拘无束，你的才情尽管发挥，披头散发没人怪你，哪怕是赤身露体也没人笑话你，这些只会被当作个性与才情的展现。对于已成为污秽之地的皇宫，文臣们自然不能容忍，皇帝与文臣的冲突又将展开。

面对滔滔而来的奏章和指责，我们这位皇帝采取了灵活应对的策略。他将为首的几位大学士采取封官的策略来拉拢，对于其他人则挑其毛病加以斥责，正是这种分化瓦解、又拉又打的策略使得我们的见深同志在面对滔滔洪水的时候如稳固的堤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