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大发雷霆，他将对内阁的怨恨发泄到户部身上，眼见如此户部官员拿出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给6000盐引，朱厚照的怒火依然没有熄灭，自己是皇帝，居然被文官讨价还价，他将内阁三巨头招了来，要好好问问他们。刘健、李东阳、谢迁态度依然坚决，他们抬出祖制来压朱厚照，并一口咬定宦官拿着盐引干不了好事，朱厚照被激怒了，他驳斥道：“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①朱厚照的这番话可以说已经是对帝国文官的全盘否定，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回去后集体上了一道奏折以辞职相威胁，朱厚照最终还是做出了妥协的决定，同意了户部提出了只给一半的提议。

发端于正德元年的这场盐引之争似乎只是正德年间的小事件，但它却成了明王朝君臣关系的分水岭，从此之后，君开始视臣为仇寇，由于儒生的偏执与跋扈，帝国的政治终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越至晚明这种政治上的死结表现的益发显性，这不是偶然因素带来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道德思想已经开始跟这个时代不合拍，它不仅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发展，反而成了这个时代发展的羁绊，我们暂时不去探讨这些大话题。我们知道君主随意使用钱财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这只是其中一种。成化朝虽然给官僚政治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但成化朝的文官还未能成型，他们跟三杨一样跟君主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贵族的羁绊、文官的踽踽都使得此时的文官政治既决然又虚弱。但弘治朝皇帝的羸弱使得官僚跟君主之间的联系被完整的切割开来，官僚日益成为一个独立而又张扬的整体。

锦衣卫钱宁功夫了得，他能双手开弓，他还能经常给皇帝引荐一些新鲜玩意儿，不知从哪里经常弄来一些豹子、老虎，皇帝非常喜欢钱宁，此时的钱宁俨然成了豹房总管。

1512年的战争结束后，钱宁给皇帝引荐了一个新人——江彬，江彬是宣府的一名把总，此次平叛江彬也在征调之列，江彬作战勇猛，但劣迹斑斑被文官多次弹劾。不知道江彬如何与钱宁认识，钱宁将江彬的故事讲给朱厚照听，说江彬在淮河与叛军作战的时候，面部中箭，拔出剑来继续战斗，朱厚照听完大为崇敬。

钱宁将江彬带到豹房来了，当江彬来到豹房后，人们发现武功已经不是他的强项，他的强项是讲故事。这位江彬绘声绘色向朱厚照描述战斗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朱厚照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草原上带兵征战的那种景象在年轻的朱厚照心中产生神往。他开始沮丧自己是个皇帝，为什么不是个将军。除了会讲故事，江彬对军事管理也有一套，他向皇帝详细分析了此次平叛的得失，表达了国家的军事体系急需改组的事实，对于此，皇帝也是感同身受。江彬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将京营与边军互调，将少量边军调往京畿，巩固京畿的防务，然后将部分京军调往边关加以历练。皇帝对于江彬的提议非常赞同，当年底，皇帝便着手此事。

此事遭到了李东阳的激烈反对，他说京军缺乏实际战斗经验，难以抵挡蒙古人攻击，而且边军难以约束，如果调到京城来会影响京城的治安，李东阳拒绝起草调动军队的命令。而皇帝却绕过内阁和兵部直接发布诏令调动军队，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祖制，更是违反了文官统兵的制度。

本来明王朝各地的边军由总兵统领，调兵权在兵部，皇帝能直接调动的只有宦官统领的京营，也就是禁军，对于边军皇帝并无直接调动的权力，但正德皇帝却轻易打破这一制度，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皇帝试图排除文官的又一次尝试，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拉近本已疏远的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李东阳又一次以辞职抗议，皇帝仍是没有批准他的辞职。正德八年（1513年）二月，3000名宣府边军奉命调至京城，皇帝将他们搞到北京城内，拆毁了皇宫西边的一些房屋，这些军队挨着豹房住了下来，朱厚照将这支军队视作自己的私人军队，从此他又有事情干了，那就是看这支军队出操、训练，看江彬如何排兵、布阵，他觉得这的确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皇帝完全将这里模拟成了战场，他身批甲胄巡阅三军，他还搞来一些帐篷搭在那里，他宁愿住在帐篷里而不愿意住在行宫内，他认为住在帐篷里才有战场上的真实感觉。皇帝需要敌人，没有敌人就体验不到真正战场的感觉，他让人将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豹子放了出来，朱厚照手拿武器亲自跟这些野兽搏斗，江彬站立在一旁，一旦发生意外他好出手。意外终是发生了，朱厚照被老虎的爪子抓伤，朱厚照终于歇了下来，他明白再这么折腾下去迟早会把小命折腾掉了。

皇帝并没有完全歇下来，虽然暂时不能进行军事活动，但还能进行其他活动。不久，朝中大臣就听说皇帝经常在京城不该出现的场所留宿，群臣纷纷上书要求朱厚照对此做出解释，皇帝自然是置之不理。

豹房的帐篷内不仅有甲胄，而且还有炸药、佛朗机火炮，这些炸药依然是军事演习用的，北京城内的居民不仅能听见战马的嘶鸣声，而且还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