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太皇太后王氏离世，官员们逮住这个机会，一会让皇帝这样，一会让皇帝那样，搞的个正德皇帝不甚其烦。到了行大礼那天，由于前一天天上下雨导致广场上积水，皇帝便让众大臣鞠躬免跪，此举激怒了众人，群臣纷纷上书指责皇帝有违孝道。到了给太皇太后送葬那天，皇帝将灵柩送到了昌平，安葬在宪宗身边，但他乘此机会跑到喜峰口找了朵颜卫的几个蒙古族首领喝酒。文臣们彻底疯狂了，他们纷纷指责皇帝以送灵柩之名，行巡幸之计，其中有一位叫舒芳的状元，响起了惊天一炮，被文臣视为楷模。

舒芬是江西省南昌县人，正德十二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舒芬为人极为孝道，被人视为孝子楷模。嘉靖年间，其母病逝，舒芬扶柩辞官归乡，后来因其母辞世竟忧伤而死。不仅如此，舒芬为官清正、心胸宽广。一次他家的邻居建房，将墙建在他家的地基上，家人写信让舒芬出面干涉，舒芬写了一封信给家人，信中只是一首诗。

千里捎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自然明白舒芬的意思，主动让出了三尺，他的邻居听知此事，也让出了三尺，至今在舒芬的家乡仍然有这样一条窄窄的六尺巷。“舒芬让墙”和“孔融让梨”一样成了华夏的经典典故，这些典故也彰显了华夏的品德。虽然舒芬对邻里的纷争能够宽容，但却对皇帝违反儒家的孝统不能宽容，士大夫心中自有一把尺度，他们知道哪些方面能够宽容，哪些方面不能够宽容。

舒芬上了一道激烈的《隆圣孝以答人心书》，在这道奏书里舒芬从孝道、天理、人欲三个方面跟皇帝辩论孝道，并直言不讳的指出皇帝的所为有违孝道。舒芬的这一行为我们无法做出恰当的评判，皇帝在祖母丧葬过程中做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们也无法做出道义上的评判，我们只是知道伦理道德在我们这个国家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行为准则，高高在上的皇帝尤其要遵循这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已经和法律一起成了评判事实的根据。

舒芬的这篇文章跟海瑞的那道《直言天下第一疏》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效，但与嘉靖皇帝不同的是我们这位皇帝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可怜状元郎熬了一个夜晚写出的华彩文章就这样静静的躺在宫殿的角落里。

虽然舒芬的上书并没有得到皇帝的正面回答，但它很快在朝堂上掀起波澜，这位状元郎很快成为帝国的楷模，无数的士大夫奉其为榜样。六部、翰林院、大理寺、行人司、通政司、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的奏书纷纷砸来，在大明朝文官与皇帝的斗争中，职位低的官员尤其起劲。这些官员们不仅给皇帝施加压力，也同时给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领衔上书。而这个时候，皇帝由于着了风寒，正在卧床不起，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我们的这位皇帝在这个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虚弱到连偶然的感冒也受不了。

挨到皇帝身体好些的时候，能够下床理政的时候，文官们依然不依不饶，甚至要皇帝下罪已诏，就差没让皇帝下台了。我想皇帝这个时候大约对刘瑾是怀念的，他明白在这个国家有一群人是不能得罪的。

皇帝终于忍受不了群臣，挨到1518年7月份朱厚照带着随从又出去了，临行前给杨廷和留下敕书交待了一下，皇帝此次是要去巡边了。皇帝带着一万人的队伍从宣府出发沿着长城外沿行走，皇帝跟所有人一样风餐露宿，他欣赏着大漠风光，但无人领略到皇帝凄苦的内心世界，此次巡边，皇帝虽然出来了，但他的心还留在京城，留在那帮文官那里。皇帝此次出塞心境与上次已经截然不同了，他显得心事重重，没有了那种意气风发，皇帝与文官们的间隙已经种下了，从此大明王朝的政治已经陷入一种死结。虽然儒家思想的高峰还没有到来，但这已经是一个儒学已死的年代，在以后的岁月中甚至需要引入部落民族的新风和西方文化的新风来荡涤儒学的桎梏，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死结，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死结，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文化为什么会进入这么一个死结？它跟我们这个国家过于庞大、复杂有关，一方面它需要一种伦理纲常来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以道德行为规范来统驭全局，另一方面它也需要人性的自由、奔放来维持政治与文化上的活力，它们之间是矛盾的，不仅体现了政治上的两面性，更体现了文化上的两面性，当后者过强的时候则不存在问题，一旦后者过弱则会陷入一种无法挽回的境地。新旧思想开始激烈的碰撞，君臣开始搏弈，帝国的大厦开始摇摇欲坠，越至晚明，这种景象越发突出。

皇帝此次的巡边走了1000多里路，他详细察看了沿长城各处的隘口和兵力部署，最后抵达了陕西省延绥镇榆林卫，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部队士兵死亡、逃跑甚多，减员十分严重，但皇帝始终如一，他跟士兵们一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年代，此后这种情形再也不可能出现。此次巡边由于离京师太远，在视察完榆林卫后皇帝便开始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