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朱厚璁继承了人家的皇位就应该成为别人的子嗣。杨廷和还举了两个例子，汉哀帝没有子嗣，将宗室陶王之子过继过来立为太子，宋英宗没有子嗣，将濮王之子过继过来将来继承大统。而且杨廷和还指出，孝宗作为成化皇帝子嗣中的大宗不能绝嗣，所以必须将其他小宗过继过来继承大宗子嗣。杨廷和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不攻自破，因为孝宗这一宗绝嗣后，朱厚璁这一宗自然就继承了大宗。

皇帝觉得杨廷和的话有问题，但受制于自身学识和雄辩能力有限，嘉靖皇帝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事实表明一个人的雄辩能力非常重要，它能够让你掌握话语权，让对方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不攻自破。但是雄辩需要你找准对方的破绽，从而一击而中，这就需要你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要熟知历史典故，从历史的案例中寻找突破口。

张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弘治十一年的举人，正德十六的进士，其间相隔了23年，张骢都这样坚持过来了。张璁中进士时正处在正德与嘉靖两个王朝交替间，此时他正在礼部实习，当皇帝与杨廷和正在斗法的时候，张璁上了一道《大礼疏》。

张璁是一位对礼仪颇有研究的人，对《周礼》、《仪礼》、《礼记》涉猎较多，杨廷和的专制与跋扈终是招致有的人不满，张璁将杨廷和的漏洞一件件挑了出来，件件打在了杨廷和的脸上。

这篇《大礼疏》从五个方面指出了杨廷和的错误。首先，张璁说不让皇帝认生身父母有违孝道；其次，汉代陶王的儿子，宋代濮王的儿子都是在汉哀帝、宋英宗还在世的时候就过继来的；另外，嘉靖皇帝是按照宗法制伦序继位，跟孝宗皇帝没有关系；根据宗法制中“长子不得为人后”的原则，皇帝作为他人长子也不能过继给其他人为子；最后张璁又说统与嗣不同，继统没必要继嗣，昔日汉宣帝以汉昭帝侄孙的身份继承大统，也并没有过继给汉昭帝一说。

张璁的这篇《大礼疏》上奏上去，嘉靖大喜，尤如拨云见雾一般，他高兴的说道：“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此疏虽然传至杨廷和那里，但杨廷和并不买账，他虽然斥责张璁“书生焉知国体”，但杨廷和本人却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辩论，其后虽然在他的示意下给事中、御史纷纷上书要求治张璁的罪，但舆论的天平已经向嘉靖倾斜，皇帝已感到底气足了。

对峙双方仍在僵持的情况下，张璁又写了一道奏疏，名曰《大礼或问》，张璁在这道奏疏里重点从“统与嗣”方面对自己的观点再详细的论证了一番，而且还附有许多前朝的例证。张璁的这道奏疏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礼部侍郎王瓒竟也为所动，杨廷和试图让人去阻止张璁，而张璁绕过内阁直接将这道奏疏从左顺门递进了通政司，《大礼或问》在帝国引起的震动已经超过《大礼疏》，退休在家的前三边总制杨一清竟也读了此文，杨一清给吏部尚书去信道：“张璁此论即使孔孟在生也无法改之。”

真是“檄文如箭”啊！“文章值千金，扭转乾坤看我行。”读书人的作用在这一刻毫无异议的表现了出来。

到如今，文臣只好做出退让，同意称嘉靖生父为本生兴献帝，母亲为本生兴献后，但不加“皇字”，皇帝还须称弘治为皇考，实际上嘉靖认了两位父亲，但与弘治之间并无过继关系，只是一种称呼。这种结局只能是双方各退一部，嘉靖以保全父子关系而获得暂时的胜利。

局势稍微缓和后，杨廷和开始了人事调动。他将张璁调任南京刑部主事，让其远离朝廷，同时将上书支持自己的云南巡抚何孟春调任吏部侍郎，离职的御史林俊任命为工部尚书。杨廷和此举的确不妥，虽然他的理由冠冕堂皇，但身为内阁首辅行宰相之事，的确是违法行为，因为帝国没有赋予他以及他的内阁那样的权力。现在看来，杨廷和的确有欺负人的意味，他更想通过这场大礼仪事件将年轻的皇帝纳入官僚的掌控之中，而不是像正德那样脱离了掌控。我们对杨的这一行为不应做出道德上的评价，这是我们文化传承中的秩序与缺失、凝聚与涣散、前进与保守、简约与繁琐，所有的人都将埋葬在其中。

正德十六年的安排皇帝并不满意，他最终需要的是给自己的身生父亲上一个完整的称号，那就是有着庙号、尊号、谥号一共21字的完整称号，而且他的牌位也要从湖广移到太庙中，供奉在正德之前，弘治之后，这是朱厚熜的最终想法。那么他的这种想法是否恰当，有无过分的地方。我要说的是只要朱厚熜被立为皇帝，那么最后只能是这样的安排。虽然朱标、朱祁钰死后并无完整的称号，但南明政权最后都给他们上了完整的称号，而且南明政权几个皇帝的父亲都有完整的称号。

杨廷和当然知道皇帝最终要干什么，但杨廷和依然位高权重，羽翼未丰的嘉靖皇帝只好与其周旋。皇帝希望有人上书重提此事，然后他再顺水推舟。年轻的皇帝在与杨廷和的较量中仍然处于劣势，皇帝下到内阁的诏书几次被杨廷和驳回，杨的跋扈终于导致有人不满。兵科给事中弹劾杨廷和曰：“昔日钱宁、江彬专权纳贿不去追究，先皇自封威武大将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