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面所叙述的关于这个年幼皇帝的一切都不符合一个孩子的本性,为了展现他合格君主的形象,抑或者在太后、张居正、冯保的高压之下,他将一个孩子的天性全部隐藏起来,去默默地接受一切。但在这种承受之下,孩子的天性还是会偶尔暴露出来。
万历三年的元宵节,皇帝想放烟火乐一乐,但前几年的元宵节放烟花活动都被张居正禁止了,今年他小心翼翼的征询张先生的意见。
“元夕鳌山烟火祖制乎?”皇帝问道。
“非。隆庆以来,乃岁供元夕之娱,糜费无益,是在新政所当节省。”张居正说道。
小皇帝满怀期待的神色黯淡了,半晌才说道:“然。”
虽然皇帝像在其他事项上接受张居正的主张一样接受了这次禁止燃放烟花的主张,但皇帝内心深处已经对张居正不满,这种不满皇帝自己并不知道,但是这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它会经过日积月累最终以极大破坏力爆发出来,而此时的张居正却浑然不觉。如果有一个善于察言观色,又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在旁边,那么他就会抓住这些机会,慢慢的,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向皇帝进言,最终搞垮张居正。
皇帝的恭顺绝不意味着这是他的天性,他跟弘治皇帝一样是受压抑的君主,他们本应该有真性情的一面,但特殊的身份和儒家行为规范限制了他们展现自身真实一面,随着1578年皇帝的大婚,这一局面开始改观起来。
由于皇帝已经成家,他脱离了后宫的监督,可以独立的跟太监和宫女在一起,这些从民间来的人自然懂得生活的乐趣,他们知道如何引导皇帝一起玩。从这个时候起,皇帝才知道原来人生可以很精彩,他经常身着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在宫女、宦官的簇拥下,在宫内横冲直撞;他也经常喝的酩酊大醉,跟宫女们一起搂搂抱抱;他或者看着太监、宫女们表演着戏曲,或者加入他们其中。
1580年,皇帝已经十七岁了,在一次夜宴上皇帝喝得大醉,他兴致盎然,让两个宫女唱曲,两名宫女推说不会,皇帝不禁勃然大怒,他为宫女拂了他的意思而感到愤怒。皇帝已经怒了,但宫女、太监们还在那里笑,皇帝不禁将桌子一拍大声喝道:“拉出去斩首。”
太监、宫女们这才慌了,两名宫女立刻跪下求饶,太监们也纷纷求情,眼见这些人纷纷讨饶,皇帝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便松了一口气说道:“本来你们违抗圣旨,理应斩首,但今天以割发代罚。”
说完,皇帝亲自拿起剪刀从两名宫女头上各取下一缕发髻,这些做完后,皇帝憋不住了,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看见皇帝突然发笑,众人都松了一口气。皇帝扭转头看见那几个求情的太监,不禁又发脾气道:“你们几个着实可恶,给我拉出去棍打。”
也许多年后,你会发现,这位皇帝只适合做一个富贵家的孩子,他并不适合充当君主。万历七年的这场闹剧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冯保将皇帝的行为告诉了太后,太后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她装出十分悲痛的样子,她身着一身素衣,去掉所有装饰,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威胁要废掉朱翊钧的皇位,立他的弟弟潞王为帝。皇帝慌到了,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慈圣皇太后面前苦苦哀求,他甚至在跪了很长时间以后才获得了太后的原谅。
事后,李氏跟张居正、冯保商量,将皇帝身边的那些活跃分子全部斥退掉,代之以翰林院的学士们充斥他的闲余生活,就这样,刚刚体会到人生乐趣的皇帝又被以更多的儒家经史子集所充斥。
1580年的事情在皇帝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痕,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在正常氛围下度过必然会对他的身心造成伤害,并在以后的岁月中表现出来,而由于他的皇帝身份,这种伤害会放大到整个帝国,给整个国家带来消极的影响。
表面平静的1580年,因为一个小事件最终会成为后面一系列大事件的积累,并使帝国几十年来运行疲惫。
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月十七日,这天是大明帝国史上重要的一天,皇帝亲自穿戴整齐和文武百官一起浩浩荡荡走在长安街上,一直从午门步行到天坛去祁雨,为了以示虔诚这十多里的路是皇帝亲自走过,北京城的百姓得以一睹天颜。
这位皇帝身体微胖,短须,他的体形像他的父亲穆宗皇帝,但他的眼神却像他的祖父世宗皇帝,万历皇帝步履坚定,他的每一步走的都特别认真,我们不知道这位皇帝要表达什么?抑或虔诚、抑或勤政、抑或其他的什么东西,但从此的大规模祁雨活动,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的确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位皇帝仍旧喜欢演戏。
万历皇帝一生最大的亮点大概就在用人上,用知人善任来形容他的确一点也不夸张。神宗在用人上注重官员所具备的从政或从军经验,而不再是资历,他尤其对武将很重视,他试图改变军人那种可怜的地位,承认他们的功劳,不让他们承担政策失误的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