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危竑议》明显是人微言轻的低级官僚之手笔，既具有八卦性质，又具备恶毒的政治攻击性质。

万历二十九年，皇帝册立了太子，但福王迟迟不去藩国就藩，群臣的心依然无法安宁。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京城又现妖书，而此次妖书案明显是高级官僚在参与，不仅涉及国本问题，更涉及到党争问题。

十一月份，京城家家门口出现一份小册子，册子上的题目为《续忧危竑议》，看其样子是万历二十六年的续集，其内容是说郑贵妃想让皇帝废掉太子，改立福王为太子，而且还将内阁首辅朱赓牵扯进来，内容仍然是采取一问一答方式，虚拟了一个叫郑福成的人，署名是吏科给事中项应祥编撰，御史乔应甲手书。

一人问郑福成：“今天下太平，太子也立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

郑福成答：“怎么能这样说呢？当今的形势好比将火种放在材薪之下。”

一人问：“你的话太危言耸听了吧，难道太子的位置不稳吗？”

郑福成：“是的。虽然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但是东宫至今一个官吏都没有配备，怎么能够说天下就太平了呢？因为沈一贯的请求，皇帝才立的东宫，但是现在却不配官，就是为了将来改立东宫。”

一人问：“改立谁？”

郑福成：“当然是福王了。”

一人问：“你怎么知道？”

郑福成：“满朝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用朱赓，‘赓’者‘更’也，就是要将来更立太子。”

一人问：“有道理。但用朱赓难道就能改立太子吗？不怕大家反对吗？”

郑福成：“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天下趋炎附势的人多了去了，皇长子能立为太子，难道次子就不能立吗。”

一人问：“这些趋炎附势的人都是谁？你能说出来吗？”

郑福成：“这有何不可说的。王世扬、孙玮、李汶、张养志、王之祯、陈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郑国贤、郑贵妃，此其十乱也。”

一人问：“沈一贯难道就不出来说话吗？”

郑福成：“沈一贯为人阴贼，他只会趋利避祸，让他出来说话，没门。”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写此书的人明显是针对皇帝不配备东宫官吏而来的，这是对皇帝的警告，撰写此书的人希望能以此逼迫皇帝从速给东宫配备官吏，从而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消于无形，从这方面来讲，这份匿名大字报无疑具有极强的正面意义。

但此书又涉及浓厚的党争色彩，编写之人除了要达到警告皇帝的目的，还要打击沈一贯和朱赓。我们知道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这些阁臣都是因为在国本问题上没有逼迫皇帝太急而遭到小臣的唾骂，但阁臣和小臣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考虑的角度不同，阁臣是从全局考虑，他不可能像小臣那样激烈，那样的话只能让皇帝与大臣之间失去缓冲，将事情弄糟。这些小臣们不理解，也不需要理解，事实上，也正是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的力争才使得“国本之争”获取最后的胜利，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小臣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

我们还要提及从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开始，朝野反对阁臣的小臣逐渐形成一个团体——东林党，而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中，这个团体的人遭受重创，所以，此次匿名大字报事件明显带有党争的色彩。

而妖书中提到的十乱分别是：兵部尚书王世扬、保定巡抚孙玮、三边总制李汶、光禄寺少卿张养志、锦衣卫左都督王之祯、京营都督佥事陈汝忠、锦衣卫千户王名世、王承恩、锦衣卫指挥佥事郑国贤，以及郑贵妃。这十人都是在国本之争中倾向于皇帝和沈一贯一边的文官和武官。

神宗接到妖书事件的奏报后，立刻命东厂陈炬查察此事，由于沈一贯跟内阁沈鲤一直有隙，加上沈鲤跟东林党人走的较近，所以沈一贯说妖书是沈鲤的学生——礼部侍郎郭正域——所作，为此沈一贯派人将与郭正域有关的人全部抓捕归案，进行严刑逼供，逼供的结果并不理想，还打死了一些人，看来沈鲤跟此事并不关联。

由于京营捕快陈汝忠被牵扯到妖书一案，所以他在抓人过程中非常卖力。他将郭正域的师爷毛尚文、郭正域的医生沈令誉抓捕归案，又由于考虑到小孩子不撒谎，陈汝忠又将郭正域奶妈龚氏的十岁女儿带来作人证。到了三法司和厂卫会审那天，东厂的陈炬问那十岁小女孩：“你看到的妖书有几张？”

由于那小女孩根本不知妖书是什么东西，便胡乱答道：“有满满一屋子。”

案子还没有破，办案人员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京城也是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厂卫会跑到自己家里来抓人，在这种情况下，三法司找了一个被顺天府革籍的秀才皦生光顶罪了事。

从两次妖书案我们可以明显看见正是由于皇帝在国本问题上一再采取拖延和暧昧的行为导致群臣的忿恨，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同时迁怒于那些态度阴晴不定的阁臣。一个国本问题使得万历王朝一直笼罩在阴霾之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