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的上书不是偶然的，虽然皇帝一直怀疑后面有徐阶一党的指使，但事实表明这就是他的个人行为，与他人并无关系，究是如此，这也不是一件孤立事件，它跟严嵩被罢黜后的那种舆情有关。严嵩在任的时候，虽然群臣对皇帝不满，但有严嵩在总能分担一些矛盾，严嵩一死，在形势没有改观的情况下，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这个帝国最高的统治者——嘉靖，海瑞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上了这道奏疏。可以说海瑞的奏疏非常的及时，打在了每个人的心坎上，他说出了所有官员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他扒掉了嘉靖身上的虚伪面皮，对嘉靖之治是一次彻底否定。

海瑞是抱着必死之心上了这道奏疏，这是个一心为国为民的人，跟后世那些上书以邀直名的伪君子有着本质区别，正因为如此，嘉靖皇帝原谅了他，但对于他的这道奏疏来说，多是干吼之词。大明朝走到了这一步，最大的问题是财政的疲弱，而导致财政疲弱的原因是财富分配不公，但是海瑞在奏疏中并没有对这些根本的问题有所阐述，也就使得这道奏疏只是起到了一种象征意义。

无论如何，海瑞这种不畏死，敢为名请利的官员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

除了海瑞骂皇帝之外，万历朝的雒于仁骂万历也很有意思。

从万历十四年到十七年皇帝的身体一直没有起色，期间关于立储的问题已经突兀出来。十七年底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道大明朝最响亮的奏疏，这道奏疏名为《酒色财气四箴疏》，雒于仁在这道奏疏里将皇帝的病因条理化的归因于酒、色、财、气。

这篇《酒色财气四箴疏》通篇都是作者在主观臆断、想象。他说皇帝白天喝酒还不满足，到了夜晚还要喝，然后趁着酒劲持刀舞剑，举止癫狂，此乃酒也；皇帝宠信十个英俊的小太监，他不断的宠幸郑贵妃，此乃色也；皇上富有四海，理应节俭，但如今到处向人索贿，经常在宫中拷问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怒，张鲸给银子则包庇他，上疏的给事中没银子则诬陷他，如果皇帝不纳贿，缘何诬陷忠良，而信任谗佞，此乃财也；至于气，皇帝在宫中动则杖责宫女、太监，即使太监、宫女有罪也应该付诸律法，怎么能随意杖责呢？另外，皇帝还对朝中的一些正直的大臣心怀仇恨，动耶将他们关押起来，此乃气也。

可以说雒于仁这篇奏疏完全是捕风捉影、造谣中伤，而此时的大明朝已经进入了以捕风捉影、造谣中伤换取美名的境地，雒于仁的上疏完全是颠三倒四、不知所云，甚至会让人以为雒于仁的智商有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雒于仁并不是真心劝谏，完全是以邀直名，显露出了此人的虚伪。

万历十八年的大年初一，群臣来到宫中行贺礼，此时一名太监神色凝重的过来，让内阁诸臣进入内宫，看那宦官严肃的表情，阁臣们似乎感到又有人捅了篓子。进入宫内，皇帝半躺在卧榻上有气无力，神宗将雒于仁的奏疏丢给申时行看。

半晌，神宗问道：“先生怎么看？”

“这只是无知小臣轻信谣言的狂率举动，圣上没必要为此动了肝火。”申时行回答道。

“他说朕饮酒，试问谁人不饮酒？他说朕好色，朕只宠郑贵妃，这难道也叫好色。说到朕贪财，这更是可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天下都是朕的，朕难道还要贪财吗？说朕贪张鲸之财才启用他，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说到气，俗话说‘少时戒色，壮时戒斗’，朕岂能不知，但是谁人不曾生气呢？先生们家里有童仆，难道平日里就不责治吗？何况宫里有的宫女、太监是自己病死的，怎么都说成是杖责而死呢？先生将这本奏疏那去拟票重处。”万历对申时行说道。

皇帝说完，申时行还是想替雒于仁求情，还没说完，神宗便打断他的话：“他还是想出位沽名。”

听皇帝这么说，申时行顿时便有了主意，他说道：“如果重处反倒成全了他，而且还有损皇上的圣名。”

说完，申时行将奏疏还给了万历，万历觉得申时行的话有道理，但这口气还是咽不下来，他又将奏疏丢给了申时行，让申时行好好看看。申时行老眼昏花，戴上了爱逮又细细看了一遍。实际上为了防止皇上将奏疏淹了，明代大臣在上疏前都留有底稿，而且通常在上奏前会在小范围内流传。所以这本奏疏的内容申时行大体都知道。

眼看万历依然不依不饶，老谋深算的申时行又说道：“这必竟是涉及到宫闱的事，我看此份奏疏不能公开，最好只止于内阁范围内。”

这摆明了不想拟票处置雒于仁。此时的大明朝已经不是张居正那个时代了，所有的内阁大臣都感受到了一种紧箍的感觉，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一不小心就会莫名其妙的成为群臣的对立面，时事的艰难正在于此，所有的人都在苟且，而再也不敢像前几任首辅那样勇于担待。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大理寺以雒于仁有病上报，申时行票拟将雒于仁革职了事。万历朝的“酒、色、财、气”事件是万历一朝君臣关系的分水岭，它直接使文官在皇帝心目中丧失了被尊重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