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王振曾征询过三杨谁能接替他们的位置，三杨举荐了陈循、高谷、苗衷三人，王振对此也欣然接受，但这三人也皆是平庸之辈，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显赫政绩。王振对于干练的官吏也多赏识、提用，对于出现问题的官吏处罚起来也毫不留情面，可以说正统初年在王振的主政下政局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但我们的王朝毕竟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这跟我们的礼法不容。

王振既是宦官，又有文化，这是他的双重优势，在英宗很小的时候，宣德皇帝就派王振入东宫担当起小皇子的教育问题，王振对英宗要求很苛刻，他不允许其他太监跟英宗过份玩耍，也一再告诫英宗应以学业为主，而英宗对王振却颇为忌惮，他不敢在王振面前公开玩耍，当他玩耍被王振发现时他会低下头表示认错。

我们的英宗皇帝非常单纯、非常善良，他没有洪武、永乐的那种手腕，也没有建文、洪熙、宣德的那种心思，他废除了殉葬制度，也正因为他是那么单纯，所以显得信心不足，他能依靠的只有王振，如果没有王振，我们的这位小皇帝真不知道会怎么过。

不仅如此，王振还让小皇帝告诉太皇太后不要经常去佛堂，最好将佛像供奉在宫里面。王振对于阁臣也是极为尊敬，每次去内阁都是让别人叫了几遍才进去，进去后也是恭恭敬敬的站在那里，三杨的建议王振也大多能接受。无论是太皇太后还是三杨似乎对王振都能接受，他们也需要王振充当一个稳定器的作用。

除此之外，王振还是一个好战分子。

明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辽东、云南、贵州纳入中华版图，且设省，虽然这三省在元代已经进入中华版图，但那只是一种松散的控制，有明一代才算是真正控制起来。这其中最后进入版图的是云南，而云南最后平定的是麓川这个地方，麓川位于云南的西南部，与缅甸接壤。麓川平定后，朱元璋在这个地方设置宣慰使司，实行土司自治的制度。

明廷对西南土司实行的策略一直是分而治之，也就是将大土司辖地分给几个小土司治理，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但被夺去领土的大土司当然不愿意，所以土司之间互相攻伐也是常有之事件，而地方官员和将军急于建立军功，所以很多情况下由于一些偶然小事件引发大的冲突事件在整个明王朝是时常发生的，为此中央政府耗费巨大财力、人力、物力，同时也给西南的少数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虽然朱元璋在麓川设立宣慰使司，但到了建文年间，麓川土司任氏家族大部分封地皆被剥夺转而分给其他土司，从宣德三年开始任氏家族就开始试图通过战争收复失地，到了正统年间麓川宣慰使任思发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了明政府的忍受力，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

正统六年（1441年），英宗命定西伯蒋贵挂平南将军印，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征调京营、湖广、四川、两广共计十五万兵马。大军强渡怒江、破象阵，会师腾冲，接着一举攻下麓川王城，思任发父子进入缅甸，官军得胜而归。

逃入缅甸的思任发、思机法父子很快死灰复燃，正统八年英宗第二次派蒋贵、王骥征麓川，此次将麓川宣慰使又一分为三。

正统十三年战事又起，这次是思任发的儿子和孙子在边境上惹事，英宗第三次派蒋贵、王骥统率十三万大军入滇，而此时距土木堡之变仅一年。

可以说明廷三次用兵除第一次有效果外，其他两次皆毫无意义，我们也可以看出朝廷的方略一直是以战为主，那么在帝国面临天灾和起义情况下为何还要如此，这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英宗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发挥主导作用的是王振，王振企图恢复以武立国的传统，当然对征伐这种事情感兴趣。另外一个深层次原因是朝廷担忧云南出现跟安南一样的局面，此种担忧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毕竟我们的着眼点要从今代拉回那个时代。

从云南地方部队陷入战斗起，这场发端于滇西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十年，给明王朝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也使云南地方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明王朝好不容易在宣德朝从过去那种负担中摆脱出来，正统年间一切似乎回到起点，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正当人们对正统年所有的一切手忙脚乱的时候，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悄悄爆发。

当永乐皇帝在北征蒙古途中死去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帝国放弃了它的干涉主义，但仅仅过了十年，漠北形势就是风起云涌。

国初蒙古部落一分为三，从东到西是兀良哈、鞑靼、瓦剌。挨着喜峰口的兀良哈三卫内附大明朝，另外就是东面的鞑靼部和西面的瓦剌部，鞑靼部继承了铁木真的黄金家族血脉，仍旧以游牧为主，保持着蒙古人的传统习俗，西面的瓦剌属于山地森林蒙古族，以渔猎为主。大明建国后仍是把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作为打击的对象，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黄金家族重新统一蒙古，所以黄金家族一直是明王朝打击的目标，到了宣德年间，奄奄一息的黄金家族再也承担不起振兴蒙古的责任，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明王朝对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