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部落持续不断打击下，瓦剌部却在积蓄力量。从宣德年间起瓦剌部的杰出领袖脱欢就逐渐蚕食瓦剌各部，接着又将手伸向了鞑靼部，而宣德年已放弃了永乐时代的那种对外扩张政策，明廷对于脱欢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表现出过强的干涉性，脱欢是最终想统一蒙古各部重建铁木真的辉煌。但蒙古人只承认黄金家族，在他们眼里铁木真只有一个，黄金家族只有一个，在此种形势下脱欢必须找一个人，一个能号召全局的人，他找到了脱脱不花。

脱脱不花是大草原上黄金家族的继承人，脱欢依靠他重新号令整个漠北高原，不仅控制了鞑靼与瓦剌，更控制了兀良哈三卫和东北女真各部，以松散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东达朝鲜，西抵青海的大帝国，其控制的领土面积竟也不亚于明王朝，并在甘肃设置行省。大元王朝似乎依然存在，的确，它依然存在，在新一代的领袖人物脱欢的领导下它竟然一步步强大起来。

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纵使脱欢重新控制了蒙古各部，但这依然是一种松散的联盟，跟铁木真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脱欢更多的情况下是依靠一种强大的经过整合后的力量向明王朝施压，以换取贸易上的平等化。

蒙古部落作为典型的游牧部落是以肉食为主，过多的食用肉食积累的脂肪在体内无法消化，这就需要用茶叶加以分解，而茶叶只产于关内，另外，食盐和铁器也是蒙古人需要的东西，这些本土也没有。除此之外，蒙古贵族也需要丝绸和瓷器，这些都导致蒙古部落需要依靠关内的物资来生存。而明王朝为了抑制蒙古人势力过大，故而对此类物资控制严格，蒙古人的需求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纵观整个明朝时代，可以清晰的看见关内关外贸易正常化或活跃情况下，鲜有战事，而一旦双方贸易陷入梗塞，则多会引起战火。

而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事件就是发端于双方的贸易问题。

明廷跟蒙古的贸易以三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通贡，蒙古方面派使团来朝，带来马、牛羊、兽皮等物，换取丝绸、布匹、药材、瓷器、茶叶或金银，明廷回馈物品的价值一般高于贡使朝贡物品的价值，历史教科书中对此称作“朝贡贸易”，教科书的解释是“朝贡贸易”，此种厚彼薄此的朝贡贸易既满足异邦对中原王朝物资需求，又能满足天朝的心态。但天朝又对朝贡贸易的次数和规模进行严格的限制，如果不进行严格的限制，通常是此批使者未回，下批使者又来。而我们将要论述的土木堡事件就是由朝贡贸易引发的。

此种通贡贸易更多的是满足蒙古统治者的需求，更多蒙古牧民的需求还是要通过互市和私市满足。明王朝对互市也是严格限定的，每年只能开那么几次，互市是以官方贸易为主，明廷通常委派宦官监督。易货的物资是茶马，因为高大的骏马通常都产于高寒之地，关内是养不出好的战马。在通常情况下，一匹马只能换100斤茶叶，蒙古人辛辛苦苦养大的马匹只能换那么一百来斤茶叶，而且是又黑又苦又涩的茶砖，这显然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对于边市也是时关时开，坚固的长城和沿长城一线部署的百万大军似乎还不如给蒙古人点茶叶和粮食。

正统四年，西历1439年，北元丞相脱欢死去，其子也先继位，也先雄心则有，但才具不足，缺乏其父统驭全局的能力，也先称太师，自封淮王，其在主政期间跟明廷在通贡问题上摩擦越来越大。

从正统元年起，也先麾下的蒙古部落来明朝朝贡的人数和规模、频率越来越高，从最终的几人发展到上千人，从最初的一年一二次发展到最后的一月一次，这边使团还没有走，那边使团又来了，这些人来到关内从礼部到地方都要热情接待，因为涉及到外交问题，无人敢怠慢他们。但这些人来到关内时常滋事，而且夹带私货跟边境的军队做生意，通过马匹、兽皮换取硬弓和刀剑，这些都被王振侦知，王振心理自然有数。

到了如今，蒙古人的朝贡问题已经成了帝国一大令人头痛的难题，蒙古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每次朝贡规模越来越大，逗留时间越来越长，甚至秋天来，第二年春天才离去。朝贡已明显给明王朝带来了负担，朝贡也成了帝国继天灾、起义、滇乱之后的第四大问题，但也先在关外始终是大兵压境保持着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明英宗和王振都是忍了，他们宁愿多花些钱省去兵灾，毕竟这个时候帝国还没有从南面的问题中腾出手来。但正统十三年的到来使得这一切都明朗化。

明朝与蒙古之间通贡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蒙古人虚报朝贡人数，以骗取更多的赐品，对于这些问题户部官员并没有认真核实，王振得知后于正统六年对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进行了责罚。到了正统十三年的时候，北方的灾情有些减缓、南方的义军虽然没有彻底剿灭但已无大碍，云南麓川战役已近尾声，此时的明英宗和王振已开始酝酿解决蒙古朝贡问题。

在蒙古朝贡这个问题上英宗与王振隐忍了十几年，终于到了要爆发的时刻。正统十三年十二月，最大一次朝贡到来，此次也先报了3598人，王振突然让负责接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