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三巨头当堂表示辞职，皇帝干净利落的批准了刘健和谢迁的辞职，但却将李东阳的辞职驳了回来。皇帝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展现出了他的超强政治手腕，这件事情李东阳不是主谋，另外，如果将三人全部赶走，内阁没有挑大梁的，所以他留下了李东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皇帝还不想让内廷力量太强大，还也需要让内阁来牵制刘瑾等人，他还要对双方的力量进行对比，以便日后再微调，帝王的心术在这里又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此同时，朱厚照将那个告密者焦芳调入内阁，用于制衡李东阳，又让张永、谷大用、丘聚制衡刘瑾，朱厚照在短时间内就建立了一种精妙稳准的政治结构，正德年间的这场风波就如此悄无声息的被平息了，但它带来的政治地震远没有结束。

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命群臣跪于金水桥上宣读奸党名单，宦官王岳在去南京的路上被刘瑾派来的杀手诛杀，回到原籍的刘健、谢迁随即被削职为民，户部尚书韩文因管理国库渎职而被罚俸1500石，本就经济不宽裕的户部尚书竟然一发窘迫起来。从正德元年开始一批反对刘瑾的官员被免职或被廷杖，刘瑾已经开始发威了，而朱厚照明显还想让他继续发威一段时间，一旦他触到朱厚照的底线，朱厚照就会收拾他。

正德元年的这场政治风波表面上看并无大的波动，也不见流血之事件，但其意义却非同小可，称其为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也不为过，这场政变的直接受益人是皇帝和围绕在他身边的内侍。弘治十八年正德登基后，官僚们便发现这位新主子不好对付，为了控制住皇上，避免皇上被他人干扰，官员们才想出处死八虎的主意，文官们的这一行为是对皇权的严重蔑视，虽然皇帝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却改写不了皇权已经衰落的现实，而这场政治冲突的背后是厂卫政治重新崛起的事实，从文官们的表现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士大夫们的陈旧思想已经跟这个时代不合拍了，我们的帝国已经无法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中求取政治上的平衡。

经历了正德元年的政治风波后，我们的皇帝开始躲藏在幕后，让宦官刘瑾在前冲了。

刘瑾是陕西人，本姓谈，后来给一刘姓宦官做干儿子，改姓刘，刘瑾熬到了55岁才出头。跟王振、汪直、魏忠贤一样，这位刘宦官在肃贪、打击权贵、清查账目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而后世文人大多将这种行为解释成清除异己、树立权威，即便是利国利民也不在考虑之列，究其原因乃是宦官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礼法不符。

从1506年11月份开始一直到1510年8月份结束，这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是刘瑾主政的时期，被冠以刘瑾时代，从“时代”这两个字我们可以知晓刘瑾在这个时期总揽帝国的一切军政大权，而且还有一些新思维、新的变法措施，这些变法主要集中在吏部、户部、兵部，刘瑾的变法手段主要是清查账目，清查的范围极广，遍布帝国的方方面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刘瑾的改革是想将宦官提高到与文官平等的位置上，让宦官也成为帝国官僚中的一员。刘瑾此举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属于前人没有尝试的领域，如果能够成功，的确是对中国二千年来政治体制的一种冲击，其结论是震撼的，它会使中国这种正在上轨道的文官政治嘎然而止，而这种双头政治将会使中国的政治结构更加稳定，或许它能够破解明代的政治迷局，但刘瑾开创的这种行政结构会给中国的伦理道德带来多大的冲击我们还不得而知。

刘瑾掌权后首先将各地的镇守太监提到跟巡抚同级别位置，各地镇守太监可以监管地方的军、政、司法一切要务，等于说是在各省实现双头管理，各地送往内阁、部院的文书必须要从司礼监过一道；刘瑾恢复了洪武时代那种严厉治贪的刑法，不过与洪武时代不同的是对于贪腐的官员不再是以体刑的方式来处罚，而是代之以经济手段来处罚，毕竟时代已经进步了；刘瑾还有许多变法体现了公平性和人性化，针对科举考试中南方人多的情况，刘瑾限制南方人的录取比例，增加中西部举子的录取比例，刘瑾还命令寡妇再嫁，家有死人不葬者政府将强行火化。南方富庶省份的官吏不仅不能由本省人担任，就是邻省人也不行，帝国的官员开始南北大对调，任职漕运总督的官员也不能跟运河沿岸的省份发生任何联系；刘瑾派人清理天下田亩，将隐瞒的田亩分给自耕农耕种，限制士绅和军官占田，他还从内廷和户部、兵部派出大量的官吏去清查各地的军屯、军库、皇庄、粮仓、漕粮、两淮的盐政，还有国库下拨的资金。

一方面打击贪污、瞒报，另一方面刘瑾千方百计增加国库收入，除了罚款以外，刘瑾增加各地银矿的摊派，并增加各地军屯上交的税收，此举是最要命的，一方面对军屯进行清查，另一方面又对其掠夺，这些直接导致了后面的兵变，也成为刘瑾覆灭的一个诱因。

刘瑾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一紧一收，开支缩紧加上税收增加，如此一来既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还能为皇帝和自己增加收入，对宣德年以来的弊政也有很大的纠正作用。刘瑾的治贪不仅对准天下官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