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万历二十一年，在次辅王锡爵的争取下，皇帝让长子出阁读书，虽然也在万历二十九年，在全体臣僚以及勋贵的要求下，皇帝最终册立长子为太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皇帝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杜绝跟臣僚的一切交流，既不赞扬他们，也不惩罚他们，空缺的职位也不弥补，他想让所有的官僚绝望，这自然是因为皇帝绝望而产生的一种报复。

从万历的第二个十年起，帝国的政治生态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高层官僚和底层官僚对立起来，因为他们认为高层官僚防碍到了他们的利益，具体来说是畅所欲言的利益，在他们眼里，所有的人，包括皇帝和内阁大学士都应该虚心接受他们的批评，遵照他们的行为规范和理念，在此过程中如果有任何异议，即不是道德君子。在中国16世纪的晚期，在在朝、在野的低级官僚中由于共同的利益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团体——东林党，而这一切都要从1593年的那场京察开始。

1593年照例六年一度的京察又开始了，在这一年春天朝廷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皇帝抛出三王并封的议题，而新进内阁次辅王锡爵对此持暧昧态度，众人纷纷将矛头对准王锡爵，直至跟内阁发生全面冲突，而1593年的京察给这一切提供了条件。

1593年的京察主要是低级官吏借此机会整治王锡爵，而幕后的操纵者就是吏部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顾宪成是个控制欲很强的，而且又自认为懂政治，事实证明，顾宪成在万历面前完全是个小学生，他那点小伎俩别人都看的清清楚楚。

虽然这次京察是由顾宪成在背后鼓捣，但实际负责的却是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孙鑨上来就将自己的外甥吕允昌干掉，而赵南星上来也将自己的亲家王三余干掉，虽然这看起来他们是不循私情，但明显做的有些矫情，其用意就是给政敌释放出来一种强烈的信号。

果然，内阁次辅赵志皋的弟弟被免职，首辅王锡爵控制的几个言路官员也没通过考察。这场京察于二月份结束，三月科道言官刘道隆以拾遗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杨于廷、兵部职方司主事袁黄、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而吏部建议留用虞淳熙，刘道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因为虞淳熙本身是吏部的人，而且是孙鑨的同乡。万历二十一年一场由吏部引发的针对内阁的暴动就此引发。

顾宪成等人似乎中了圈套，他们对于政治想的过于简单，此次拾遗明显就是针对负责京察的吏部而来，孙鑨不仅没能保住虞淳熙，反而给自己的团队带来麻烦。很快，刘道隆弹劾孙鑨结党，皇帝也令孙鑨做出解释，顾宪成给孙鑨代笔上疏抗辩。孙鑨的抗辩没起到任何作用，皇帝对孙鑨罚俸二个月，将赵南星连降三级，贬谪外地，至此由吏部仓促发动的这场京察已经面临难以收尾的结局。

赵南星被调离吏部可以说是打到了对方的命根子上，孙鑨以辞职相要挟，各部堂官纷纷力保赵南星，皇帝第一次感到朝廷的政治走向已经出现了微妙，有一股力量在左右舆论的走向，往往一件小事情就可以将这些人钓出来，皇帝明确的知道自己不能退缩，一旦退缩，其后的波涛凶险没人能够预料。

众人对赵南星的求情没有得到皇帝的理会，接着，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寺少卿曾干亨、礼部郎中于孔兼、陈泰来、礼部主事顾允成、张纳陛、贾严、助教薛敷教轮流替赵南星喊冤，说王锡爵为了庇护私人从而处罚赵南星。官员们的锲而不舍只能助长皇帝的斗志，而且针对人事任命问题这么多人口径一致，明显是结成朋党，万历就以朋党罪将陈泰来发配边疆，将于孔兼、顾允成、张纳陛、贾严、薛敷教降三级，贬谪外地。

紧接着，负责此次京察的左都御史李世达又上疏抗辩，皇帝干脆将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廷、袁黄全部削职为民。至此，1593年的这场京察暂时以吏部的失败而告终，但这绝不是意味着这场政治攻击的结束，事实上，斗争的双方都在寻找可以重新点燃战火的引线，所有人都坐在了火山口，随时会莫名其妙的丢掉官位。

到了八月份，曾与吏部侍郎赵用贤女儿订亲的太仓人吴之颜的儿子吴镇状告赵用贤“论财逐婿，蔑法弃伦”，这种罪名按说是很重的，明王朝早已到了因为小事情而引发政治大动荡时刻，这种由小事件引发的大动荡绝不意味着小事情本身有多么大的推动作用，而是因为大的政治事件往往都经过长期的发酵。

这件涉及婚姻诉讼的普通官司引起了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的关注，只因为这是一件涉及吏部的案子，杨应宿、郑材开始就这件事弹劾赵用贤，而李世达又上疏为赵用贤抗辩，并指责杨、郑二人诬陷，而杨、郑二人又上疏索性连李世达一块打了。而此时吏部文选司又会推以前被万历免职的言官，神宗大怒将文选司官员全司免职，这时候，李世达又上疏乞休，皇帝便批准了李世达的申请。行人司行人高攀龙坐不住了，他蹦出来弹劾内阁指使杨应宿打击吏部和都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