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参政姜士昌之疏言之，其事虽公，其心实私。渠等布满南北，眈眈虎视，无可谁何。更暗伺朝廷动静，以资唇吻，肆毒善类。古云，主辱臣死；又云，见无礼于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皇上受小臣之侮极矣，奸党之无礼极矣。

王锡爵的这道密揭摆名了就是讨皇帝的好，将东林党比作奸党，将自己比作替皇帝逐鸟雀的鹰鹯，意思是自己愿意回到内阁，王锡爵这道密揭等于是吹响向东林党全面进攻的号角。在东林党遍布帝国南北的情报网络覆盖下，这份密揭很快落入李三才手中，李三才将这份密揭原稿抄了下来，这样在这份密揭还没有抵达天听的情况下已经在低级官僚中传阅了。

很快东林党运作弹劾王锡爵，这次出头的是曾经做过常熟知县的段然，他指责王锡爵乱用密揭，进朋党之说，行人事之害。实际上，东林党的反驳是无力的，他们的确是结党营私，对君上无礼，这也是在此次密揭事件后东林党的反攻不是那么热烈的原因，实际上，如果皇帝具备斗争的手腕的话，完全可以根据王锡爵在密揭中拟定的罪名刮起一股大的政治风暴。但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皇帝，一个患得患失的皇帝只会将国家和人民引向灾难。

从低级官僚斗争的诉求来看，他们需要一种舆论权，这表明到了17世纪中国，密室政治已经跟这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格格不入。李三才捅破了密揭事件给东林党立下一大功，宪成高度评价三才，说他立下社稷第一功，并称三才“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阿谀到了极点。

密揭事件的公开使得王锡爵再回内阁已经不可能，不久，朱赓死掉，李廷机由于受言路攻击闭门不出，这样内阁就只剩下叶向高一人，吏部会推阁臣已经是箭在弦上，而东林党力推李三才已经是箭在弦上。由于此时的叶向高就是东林系的成员，如果李三才再入阁，就会出现东林党把持内阁的局面。

围绕一个李三才入阁问题，双方较上了劲，帝国进入了山雨即来之势。反东林一派的官员邵辅忠，列举李三才贪、险、假、横，说李三才矫且伪，“贪”是指李三才派人去各地索要贿赂；“险”是指李三才将各地进贡给皇帝的东西偷为己有；“假”是指李三才经常毫无廉耻的骂人，自己却目无法纪的结党营私；“横”是指李三才借着漕运总督的职位贪污公款，过着奢侈的生活。

邵辅忠对李三才的抨击可以说是去皮见骨，它引起了顾宪成的恐慌，他先后给首辅叶向高写了一封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了两封信替李三才辩解，但宣大巡抚吴亮抄录了这三份书信，将邸抄送到了各个衙门，既然已无密室政治可言，那么各党派的来往书信必须公开，这已经是帝国的共识。

顾宪成的书信在朝野掀起大波，一个被削职的草民竟然遥控政治，干涉帝国的用人权。中国有句话，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顾宪成此举只能是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脚。

就这样，双方隔空开火，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双方引经据典、挖心刺骨，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此事，越来越多的事浮出水面。御史徐兆瑞认为东林书院干预朝政，将这一派官僚命名为东林党，并指出东林党在江南私设税卡，以修书的名义胁迫地方官吏送银子给书院，东林书院动耶到各地讲学，地方政府全以公款招待，东林书院刊印的书强迫各地购买，诸如此类不法事件，最终，徐兆瑞得出的结论是天下只知有东林书院，而不知道有皇帝陛下了。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李三才入阁事件再无可能，他也没脸面再继续在朝堂上呆下去了，最后在万历三十九辞去职务，之后，回到家乡北京通州去了。

虽然李三才没能入阁，还使东林党凭空损失一员大将，但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南北京察中，由于东林党系的叶向高担任内阁首辅，主其事者也为东林人士，北方京察中大批浙、楚、齐党的人被斥退，而在南京的京察中，把持南方京察的浙、楚、齐党又纷纷将东林党人斥退，在帝国的版图上，南北同时上演政治对攻的局面。但当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致仕，浙党人士方从哲接任首辅后形势便逆转而下，大批东林党人被斥退一空。至此，东林党便结束了万历朝的纷纷扰扰，他们的复出便是下一个朝代的事情。

我们对东林党很难做出一个评价。它以低级官僚为主，反映了低级官僚要求言论的自由，但同时他们对于反对的言论同样也持压制态度，所以，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通过剥夺别人说话的权力来换取自己说话的权力。

崇祯年间，常熟县民张汉儒就曾控诉东林骨干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畏明论，不惧清议，吸人膏血，啖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生杀之权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赋税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致令蹙额穷困之民欲控之府县，而府县之贤否，两奸且操之。”此论虽然偏激，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问题。

的确，东林党成员大多出身士绅阶层，他们通过结社的方式干预朝政、把持公论、奔竞请托、包揽词讼、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