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明王朝研究的重心集中在它的税赋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明初进行各项建设和军事行动都不成问题，而明末组织一场大的军事行动都显得费劲。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现在我们知道明朝的灭亡跟元朝一样都是亡于财政破产，也就是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上集中，由于皇帝失去话语权，导致征税日益困难，这是历史发展的惯性，历代封建王朝大多如此。

洪武朝天下拟定的纳税田亩数为八百万亩，田赋为2700万担，之后基本上将此作为纳税的标准确定下来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军屯被破坏，政府雇员增加，人口的增长，这些都使得开支变得巨大，而税赋却由于洪武成制而无大的增长，加上天下积习已久，抵制变革的力量强大，明王朝只有晃荡着前行。

但到了16世纪，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人口转成商业人口，商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上升，而大明王朝的官僚也大多出身于商人或者士绅。由于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抑或者文官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商业税率却无法提高，千分之三的税率几乎等于没有，征税的关卡也只限于运河和北京的崇文门，所以从嘉靖朝以后，大的商帮动耶动用超过百万两资金的现象已经成为平常。官绅一体、官商一体，只能将负担压在小民头上。

大约从正德年间开始，随着宫女和宦官人数增长，明王朝宫廷开支出现了困难，正德皇帝常常感到手头紧蹙，他时常向户部讨要银两，而且在一些大的开支上拒绝动用宫里的钱。到了万历年间，虽然有张居正留下的几百万两国库存银，但在后来的万历三大征中耗费将尽，而且皇帝还从宫里拿出不少钱贴补军费，最重要的是他还要面对两宫三殿在火灾之后的修复工作，这些都缺乏财政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只好另辟财源。

万历二十七年，神宗在跟首辅沈一贯讨论矿监税使的时候，神宗说道：“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

皇帝的想法是绕过户部，直接派宦官去各地开矿，将收取的矿税直接入宫中的内承运库，这样既解决了宫中的开支，余者还可以补贴国库，两难自解。

帝国实行的一直是禁矿的策略，因为对于一个农耕国家来说，开矿和商业一样都会干扰这个国本，在利润的刺激下，大量的人口会蜂拥至这个行业，而且官营的开矿还会刺激民营开矿的兴起，聚集在一起的矿工将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化年间的叶宗留造反就是例证。从洪武矿禁以后，直到成化年间，因为财政困难才复而开矿，很快又禁，到了嘉靖年间，又因财政困难，复而又开，再开再禁，所以，当万历皇帝提出开矿后，自然遭到了文官们的激烈反对。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皇帝派出了第一拨采矿的太监，御马监的鲁坤带着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杨金吾前往河南开矿，又派承运库太监王亮同锦衣卫官员张懋中前往北直隶的真定、保定、蓟州、永平开矿，从此皇帝从皇宫大内陆续向全国各地派出矿监。

昌平有王忠，保定有王虎，昌黎有田进，河南有鲁坤，山东有陈增，山西有张忠，江苏有刘朝用，湖广有陈奉，浙江有曹金，陕西有赵钦，四川有丘乘云，辽东有高淮，广东有李敬，广西有沈永寿，江西有潘相，福建有高寀，云南有杨荣。

从万历二十五年开始，各地的矿监便陆续给大内进贡银子，或几百两、或几千两，这些往往能解燃眉之急，所以无论多少都能令神宗满意，但由于地方官吏一意阻挠，开矿的收益并不大，征税的目标从矿藏转向商业已成了必然。很快，在派出矿监的同时，皇帝又向各地派出税监，而且是一人身兼两职。皇帝是个明白人，在“安忍加派小民”的思维下，他终于懂得向蓬勃发展的商业出手了。

此举自然引起帝国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弹，我们知道文人们没有一定的物质做后盾是无法从科举中拼出来的，自小的教育费用就是一大笔开销，还有家族精神力量的传承，所以，这些从科举中胜出来的士大夫们大多出身于商人或缙绅家庭，他们进入仕途后也往往依附于原先的阶层，无论从利益上还是情感上都会做出有利于本阶层的决策。

从张家湾、卢沟桥到京杭运河，以及长江沿线布满了面对商人征收商业税的税使，商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像这般尴尬。很快，帝国的官僚们摇动了笔杆子，他们极尽一切之能事来妖魔化征收商业税，围绕着征税问题，在17世纪前后的中国，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正式爆发。

高攀龙在《上罢商税揭》中说道：“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

高攀龙的话完全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其辩解也是无力的，按照他的说法，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征收商业税，让商人都将钱赚走，政府也压根就不应该征税，只要节约钱便来了。如果政府没有充足的财源，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谁来抵御？面对滔滔黄河水，谁来治理？面对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