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使反抗矿税的斗争达到了最高峰，当月，地方卫所的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率领市民万余人冲进税厂，将税监杨荣打死投入火中，并打死杨荣随从二百多人，消息传来，神宗几天吃不下饭。而凤阳的李三才更是匪夷所思，他买通牢狱里的死囚，这些死囚纷纷将山东税监陈增的爪牙们咬为幕后主使，结果，三才将陈增的爪牙一一捕杀。

从上述一系列因为征税而引发的民变中可以窥见一些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17世纪的中国所产生的一些裂变。

首先，皇帝征收商业税引发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集体反弹；其次，由于商业税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来源，故而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一意阻挠，乃至阳奉阴违，而税监为了完成任务，会跟他们发生冲突，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动乱将会成为帝国必然的选项；第三，从这几例事件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暴动集中爆发，一定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这些民乱无疑受到地方政府的默许、纵容，乃至煽动；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发生于17世纪初叶市民阶层反抗税监的这场运动充分表明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纺与耕的分离，一个新兴的阶层开始兴起，他们有了独立的财源来对抗统治阶级，而其背后是在君主权威被矮化情况下，整个万历朝非君浪潮的兴起。而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发生于苏州的纺织工人暴动，因为暴动的主体是雇佣工人，而非前面的商民，所以这次民变已经标志着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正式在帝国发端。

当帝国即将结束16世纪的时候，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就是财政问题，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还没有资格从全局考虑问题，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却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一些潜在的隐患似乎无人顾及，他们更多考虑的只是眼前。

社会的经济结构早已发生改变，洪武时代的那种农村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从业人口都向商业转移，但相应的商业税并没有跟上来。皇帝是个明白人，他知道通过文官系统增加商业税是不可能的，他便绕开了文官系统，启动了帝国的另一条系统——宦官系统，但这条系统从嘉靖以后已经衰退。虽然是一种好政策，但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由于地方官员指挥不动，所以，派到各地的宦官只有收养一些地痞无赖充当打手。另外，在税收的设计上没有针对性，派往各地的税监几乎将一切商民作为收税的对象，结果不仅收上来的税额少的可怜，而且还搞的全国舆论大哗。

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各地税监送往宫中的银两总共才是五百多万两，这些还不如一个大的盐商、海商家庭的资产总额，而且这些税银还有部分贴补到万历三大征之中去。所以，无论是农业税也好，还是商业税也好，税收的设计都没有针对性，小民仍然是纳税的主体，真正应该承担纳税任务的却并没有波及到。

关于以上观点，田口宏二朗认为：“近十年以来，矿税问题屡次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些前辈学者们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倾向性，都强调了其非法、不合理、剥削的一面，把那个‘祸’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万历皇帝和宦官们的个人素质上。然而作为政策问题的矿税，却很少有人言及。还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学者们的研究都仅仅依据明末东林系文人言论而已，关键的问题不是对明末官员们阐述的矿税问题如何进行考察而是要考察矿税本身的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以及其具体运作的问题。”

田口宏二朗的话已经很说明问题，那就是我们对于一项政策不应该从它的本身去考虑，而应该从政策的源头去考虑，如果不去考虑它的因果，未来还会发生这样的政策，甚至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另外，我们还需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征收矿税的过程中，内阁首辅赵志皋、沈一贯、方从哲皆采取了默认态度，这更加剧了以商人为主体的东林党与内阁的矛盾。

从16世纪晚期开始，因为商业税的原因，帝国正式发端了市民运动，这是中枢与地方的博弈、君主与臣僚的博弈、农业与商业的博弈，它表明资产阶级柔性革命在帝国已经成功。在苏州的那场民变中，更是产生了近代无产阶级工人运动，这明确的表明着，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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