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官谣》对这场运动的描述是:“千人奋挺起,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苏州城内的打税热潮可以说是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去。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农耕文明的巅峰时代终于到来,农耕文明的蜕变终于到来,让我们欢呼吧!让我们雀跃吧!
第二天、第三天,运动仍在继续。据《苏州织造局志》记载,六月七号,众人又奔向税官潘行禄、周仰云、顾松、郭岩、顾泽、张宜、孙顾等人的家中,将其欧毙,在将这些外围据点清除以后,众人开始转向孙隆盘踞的苏州税厂。
孙隆找到苏州知府朱燮元,让他调派兵马镇压,朱燮元说:“国家的兵是用来御敌的,我不能调派兵马去镇压民众,而且众怒难犯,此时调兵无异于抱薪救火。”眼看机工拿着棍棒向自己税厂走来,孙隆赶紧翻墙潜出城去,躲到了杭州,从此再也没有来苏州。
这次事件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地方当局、资产阶级、小市民为了自身利益所表现出的那种极端自私性,他们没有丝毫为国为民思考的意愿,既然如此,国家也没有能力再保护它的臣民,当几十年后,清兵的铁蹄踏破这块地方,肆意烧杀淫掠的时候,这些人只有自吞苦果。这次事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旨在以征税为目的的任何旨意必须要通过官僚集团,任何企图绕过这个集团而付诸实施的行动最终都会在帝国归于失败。
既然地方军队调不动,朝廷从太仓调动了不受地方节制的帝国军队前来镇压,当太仓兵备使邹墀带着军队赶到苏州的时候,葛成自动自首,愿意以一己之死承担罪责。面对汹涌而来的机工暴动,万历皇帝朱翊钧只有将为首的八个机工首领抓获,另外,将税监孙隆召了回来。
葛成既已进入牢狱,每日前来探望的苏州市民络绎不绝,送来的饭食葛成消受不了,便分给其他的囚犯,因为葛成领导的机工暴动保护了商人们的利益,各处的商人也捐献钱财给葛成,葛成却坚决不受。朝廷将葛成等八名机工领袖判死,但苏州地方官府就是不敢执行,朝廷也只好默之,一直到十三年后才将葛成释放出狱。
这场运动由于参与者全是工人,所以它成了中华帝国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但这次运动却被资产阶级利用了,导致无产阶级运动的矛头没有指向它应该灭亡的阶级,反而指向了封建统治者。
虽然这次工人运动没有一个科学的革命纲领和科学的进步主张,但是它却体现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那种组织性、纪律性、坚定性和牺牲性,这些正是手工业工人在大作坊中集体劳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所形成的优质习惯和团队精神,这些也无疑都具备工人运动的特点,所以,万历二十九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已经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却都是200多年后的事情,当17世纪的中国明王朝爆发工人运动的时候,欧洲还处在黑暗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之中。
李玲玲认为:“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的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忘我精神,充分地显示了三百多年前我国工人非凡勇气和革命坚定性。它预示着我国古老的封建社会母体内已经孕育着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可以说,葛成领导的反税监斗争,推动了全国市民运动的更加蓬勃发展,为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开辟了一定的道路。因此,这次斗争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和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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