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东林党”的确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出身士绅阶层，提倡减税，具备广泛的结社特点，好以清议来约束君主的权力，具备这些行为的人都可以归结为东林党。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天启、崇祯两朝都不是东林人的黄金时代，或许他们的舞台只在民间，经过天启一朝的严厉打击，东林党的精英损失殆尽，到了崇祯朝，这些人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那就是结社。

复社最初的形式是应社，它于天启四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后成立，它是以文学社的形式存在，但私下里干的仍是政治勾当。

杨彝是江苏常熟县唐市镇人，为当地知名的士绅代表，常常召集文人在家中举办类似文学社的活动，另外，当时江南的文化名流顾梦麟客居在杨彝家中。还有江苏太仓人张溥、张采也是杨家的常客。天启五年，杨彝、顾梦麟、张溥、张采在杨彝家中的应亭召开应社大会，江南名士数百人到会，盛集一时。在文化崩裂的晚明王朝，应社的参与者们重举“尊经复古”的大旗，力图重塑儒家文明。

天启五年东林六君子被杀，天启六年东林七君子被杀，在苏州那场反抗缉缇的市民暴动中，应社无疑是重要的参与者与领导者，历史走到了这个时候，带有强烈政治诉求的政党政治终于在帝国出现，当历史学家将视角注焦在此点时，我们却又不知道它将走向何方。

天启六年苏州市民和生员反对阉党的那场斗争被称为“开读之变”，正是“开读之变”将那些有着相同政治抱负的文人连结在一起，并推动应社这种文学社组织从文学结社向政治结社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并最终将应社与东林党连结在一起，推动了波澜壮阔的崇祯结社年代，并在清末民国时期达到了一种历史的高峰，最终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走向。

应社的复古之说主要是反对程朱理学盛行以来的八股文之说，他们主张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相对于并无明确政治纲领的东林党，应社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而且要求入社会员必须遵从这些纲领。

应社主张在家要遵从孝道，在官则要守官节，而且特别注重横向的朋友关系，力图以一种牢固的朋友关系作为建社的基础。应社最初创建者是11人，但很快在江南江北其它省份的分社机构开始建立起来，成员数也在不断增大。

天启七年，随着朱由校的逝世和朱由检的继位，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东林人士纷纷回归内阁，民间的党社运动自然迎来一个春天。随着潮流的涌动以及应社社员纷纷通过科举进入政界，民间的士子开始纷纷结社，几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章社、阳社、簪社、朋社、匡社、书社、大社、端社、邑社、超社、庄社、质社、隐社、金社如雨后春笋吧拔地而起，这些众多的社团的一些观点不尽相同，它们甚至不停的相互攻击，而且还攻击的十分激烈。

譬如经营章社的临川艾南英和应社的张溥等人就“尊经复古”的方法问题产生了分歧，艾南英认为应该沿着宋代文人，譬如欧阳修、韩愈的思路来进行，通过宋代的文章来改造今天的文章。而张溥等人则主张直接从秦汉时代汲取营养。对于这点，艾南英攻击应社的人，说应社研究秦汉只是研究秦汉的民俗、器物、官职、山川、地理这些形骸的东西，而不是秦汉的精髓。艾南英进一步指出张溥等人尊经只是像朱熹一样对经典进行随意解释，就像剽窃古人文章的盗贼一般。

艾南英的话似乎揭示了应社的一些表象化的东西，这自然引来张溥等人的不满，他甚至写信给已经成为江西临川知县的张采，要求对艾南英采取措施。无论应社的人如何威逼，艾南英始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这最终导致章社跟应社的决裂，并使得张溥将章社从社团名单上除名。

崇祯元年的秋天，艾南英听说应社的头头脑脑们齐聚已故王世贞在苏州的弇园，他便也赶到弇园跟这些文人展开了辩论。双方围绕着是否要复古，如何对待八股文进行激烈辩论，艾南英以一种人师的态度对提倡复古的前七子李梦阳等人进行谩骂，几社的领导人陈子龙上前去将艾南英刮了一巴掌，接着，应社的夏允彝与张溥等人也纷纷上前群起攻之。弇园的辩论并没有结束，其后双方以书信往来的方式进行辩论。夏允彝曾写信给艾南英，劝他暂时熄火，但艾南英毫不买账，他接着攻击陈子龙所膜拜的《昭明文选》是“疽之含粪，以为香美耳”，进而又说陈子龙不知“古文”二字为何意，陈子龙读古人书潦草，为文浮荡，意卑语涩，没有法度，应该闭户十年再来跟自己辩论。

为了避免各社之间的分裂与攻击，增强社团的凝聚力，将所有社团合并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崇祯二年无疑是明末党社运动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吴江知县熊开元邀请张溥来吴江讲学，各地文人七百多人闻风而来，张溥遂在吴江召开尹山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张溥将所有的会社合并为复社。这的确是一个盛大的日子，各地赶来赴会的士子们乘坐的船只出现在吴江城外的水河上，这些船连成一片，长达六七里，全城的百姓，包括老人妇女孩童都出来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