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崇祯二年的尹山大会后，崇祯三年对复社人来说又是一个欢喜之年，在这一年复社的一些重要人物都在当年的乡试中大获全胜，譬如杨廷枢、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这些参加科考的生员们既有着考完后的轻松又有着中榜后的喜悦，他们在秦淮河上荡舟，笙箫乐曲、佳人欢笑、才子吟诗全都徜徉其中，这的确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年代。

崇祯三年的金陵大会使得复社开始崭露头角，因为参加科考的人越来越多，此种社团不可避免的跟政治挂钩，而且在政治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崇祯三年科考的胜利无疑增强了复社社员的信心，他们将这种喜信带回了各自的家乡，增强了复社的影响力。

继崇祯三年乡试中的崭露头角，在崇祯四年的京城会试中，复社再一次一举夺魁，张溥、吴伟业进入翰林院。两次科举大盛使得士子们纷纷加入复社，各地的社员急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复社的领袖张溥已经酝酿有必要重新举行一次大的集会，以对新入会的社员重新登记注册，并刊刻社稿。崇祯六年苏州的虎丘大会是复社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会，云者数千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纳，生公台、千人石都是鳞次栉比，往来如织，游人聚观，无不惊叹，家家户户都挂着“复社”的灯笼，连河中盗贼也挂着“复社”的灯笼从而逃避官府的追查。虎丘大会被誉为大明开国三百年来从未有过之盛况。

复社浩大的声势、科举中的胜出、社稿的畅销都预示着这个社团强大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号召力，无论中枢如何静默，到了此时已经不能对它等闲视之。中枢对于这样一个政治团体自然不会有好感，以温体仁为代表的新生派官僚开始对复社采取打压状态，而复社此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争斗中来。

复社在崇祯四年的会试中夺魁不是偶然的，它是因为身为会试主考的内阁首辅周延儒为了拉拢士绅名流所做的倾斜，而温体仁纠住这一点发动御史弹劾。崇祯四年的周温斗法既是周温较量的开始，也是复社介入政局的开端。

从崇祯四年到崇祯六年，温体仁先后迫使复社的张溥、吴伟业离开庙堂，当温体仁担任内阁首辅后开始正式向复社开炮。体仁向复社开炮不是没有原因的，复社的社员科举录取率高也不是偶然的，大量的士子竞相投奔复社更不是毫无缘由。这一切都是因为复社操纵了科举，只有加入复社才能够获取科举成功的可能，不入复社则很难实现这个目标。

当张溥离开庙堂之后，他很快成为另外一个顾宪成，他不可避免的干涉朝廷的用人和科举，这是一种惯性，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下来。

复社举荐人才分为三种，一种是公荐，一种是转荐，一种是独荐。公荐就是由张溥写信给朝中要员公开举荐；转荐就是让别的官僚出面推荐；独荐就是张溥给主管科考的大臣私下里写信，通过科场舞弊的方式将被推荐人列入上榜名单。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考试权已经纳入张溥手中，很多主管各级科考的官员都是复社成员，在考试还没有举行的情况下，往往考生的名次就已经排出来了，而在这种过程中，入榜考生花钱也是不可避免的，若想获取生员资格120两白银必不可少，而在乡试、会试中考生所花的钱则更多。

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文人周同谷在《霜猿集》中说道：

娄东月旦品时贤，社谱门生有七千。天子徒劳分座主，两闱名姓已成编。

崇祯七年的会试张溥仍旧是加紧活动，张溥找到担任会考官的文震孟、项煜，要求给陈际泰、杨廷庶排个座次，会考结束后，温体仁立刻拿着复社刊印的《国表》来跟中榜名单进行对照，《国表》上有全部复社成员的名单。据井上进测算，崇祯七年的会试，复社占中榜名单的比例高达35%，不久后，礼部侍郎文震孟被温体仁从内阁中斥退出来。

崇祯七年的确是复社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年的甲戌科考中复社的政治野心暴露无疑，从这一年起对复社的打击也接连不断。先是体仁的弟弟育仁指使宜兴吴炳作戏曲《绿牡丹传奇》来讥讽复社，并让梨园四处宣演，戏曲中尽显复社丑态。复社人也竞相还击，他们命令地方官销毁《绿牡丹传奇》的刻本，并将温育仁的家人逮捕下狱。

接着又发生苏州推官周之夔借张采的《军储说》攻击复社张溥、张采事件，周之夔是崇祯四年进士，本来也是复社成员，与二张交好，但其人比较清高，加上看不惯张溥、张采的专横霸道，于是与复社产生分裂。由于江南的商品化经济，很多地方种植了棉花，这导致大米的价格腾贵，为了减轻太仓本地百姓的负担，张采写了《军储说》，建议将太仓要运往北方的漕粮改为直接支付给本地的驻军，加上张溥也为《军储说》写了跋语，所以，周之夔以此弹劾复社“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接着，张溥便指使应天巡抚将周之夔免职，周之夔去职之前刊印《复社或问》怒骂复社。

周之夔事件还没结束时，又发生陆文声弹劾复社事件。陆文声也是太仓人，任临西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