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心的角度来说，世上没有不灭亡的东西，同样王朝也是这样，兴周八百年，旺汉四百年，盛唐、两宋三百年，无论多么强大的王朝，三百年似乎都成了它们的大限。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但任何事物的消亡自然有它的规律，我们不能一股脑都推到唯心上，如果能够通过探讨王朝的兴衰得失，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减少不必要的偏差是不是有作用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明王朝跟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样，它亡于财政破产，财政破产的原因好理解，无非是收的太少，另外，开支过大。

实际上明朝的灭亡在朱元璋时代就已经种下了，那种僵硬的低税率刚好够洪武时代的那种开支，因为那个时期运河还没有疏通，军屯又发展的很扎实，徭役是无偿的，当全国的田赋达到2700万担的时候，洪武皇帝就将它作为定额固定下来，从此，帝国的税赋就按这个数额收取，无论是新开垦的土地，还是增加的粮食产量都不作为新的田赋起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额的税额已经无法再满足帝国的开支。

从正统年间起军屯制就开始慢慢遭到破坏，中央财政不得不每年贴补各地的军需，而且这种补贴的金额到了后期越来越大；从永乐年间起，随着帝国的首都北移，大量的人员也移到了北方，这就需要每年都要将大批的粮食沿京杭运河运到北方，而这些每年都是巨大的花费；不断增多的太监、宫女、官僚、宗室亲王同样是巨大的开支；当一条鞭法的改革实施之后，对于力役的征用也要用白银支付；到了帝国的晚期，在极端气候以及僵硬的民族政策下，帝国的维稳费用也开始令人咂舌。

朱元璋既定下2700万担的定额税赋再想增加则十分困难，因为我们的帝国奉行的是儒家体制和洪武宪法，任何的增税都会遭到文官们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文官政治下，离开了官僚们则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这是其一；其二是那种强大的惯性横亘其中，就是那种阻碍变革的惯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你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习惯一种体制的时候，任何的变革都会让你产生不适应的感觉，你就会奋起阻碍之，话说回来，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帝国选择什么样的体制都是经过正反两个方面长期的对比，一切自然有它的道理，轻易去变更或者只会使事情更糟糕。

在增税的困难性方面除了这两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事实上，从明代中期开始，帝国的经济结构和从业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商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日益上升，商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日益上升，在稍稍晚些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这些都说明财富正从农业向商业转移，政府的征税目标也应该转向商业领域。但正像杜车别所描述的那样，士绅阶层出身的官员跟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领域成了不允许他人染指的禁脔，对农业增税还有商量的余地，对商业增税则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点在万历朝那种惊心动魄的矿税斗争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表现。

后世的历史学家提到明朝，除了那种激情澎湃的儒家文化外，还有那种成熟的文官政治，帝国的一切事物不再是依靠君主决断，而是依靠文牍，官僚们无须见面，只需要通过文字就可以解决帝国的一切。这种强大的文官政治依靠的不再是君主或者权臣，而是程序，一种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制度。当君主的权力被这种程序削弱的时候，帝国的决策不再是从全局考虑，而是从局部考虑，任何的决策都要符合儒家的最大利益，符合少数人的利益。

当一个泱泱大国镇压农民暴动还需要向勋贵借钱的时候，那么天下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自然都到少数人手里去了，国家没钱，底层民众没钱，国家既没有资源平叛，也没有资源应付外敌入侵和赈济，民众生活不下去的时候，自然也要揭竿而起。如果我们形象的比喻一下，晚明的经济格局实际上就是两头小，中间大，高层和底层干瘪，中层膨胀。实际上每个王朝初建的时候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将膨胀的中层革除掉，这个时候高层和底层是健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积习或者一些惯性导致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种日益膨胀的中层既推倒了高层也压垮了底层，人民群众又将揭竿而起，然后开始新一轮的洗牌，周而复始，如此而已。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办法破解这个难题，的确，在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一切都只有在循且中度过。

文官政治、儒家体制、洪武成宪这些都阻碍了晚明增税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粮食的减产也在敲打着这个儒教帝国。

虽然气候作为粮食减产的一个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但商品经济的过度发展也是一个本质原因。

当商业所获得的利润远大于农业的时候，就会导致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商业转移，而一条鞭法的实施却使得商业化进程大大加速了。当所有的税收都要通过银两交税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种植稻米而是种植经济作物，所以到了晚明江南人的口粮需要湖广供给，大面积的田地种植的是棉、麻、桑树和茶叶，为了控制下游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