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成本，士绅也会加大对土地的兼并力度。当大面积灾荒来临的时候，人们有钱买宅、买田，却买不来粮食。

而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既然税收可以以银两来缴纳，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无需再跟土地发生关系，自己可以将土地卖掉或者租给他人耕种，然后自己进入城市靠打工获取银两。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增加，而这些都冲击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

明人林希元在《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写道：“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另外，明代的《苏州府志》也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除此之外，因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农民受到的剥削比以前更重了，过去实物税的时候，农户将打好的粮食交到指定地点就可以了，现在还要拿到市场上卖掉再交税，而卖粮的时点都一样，粮商乘机压价，这样农户受的盘剥更大，如果所缴纳的银两成色不好，官府还要让他们拿回去重新熔铸，而这又要交一笔费用。东南这些经济外向型的地方还好，而西北这些白银惠及不到的地方情况则更差，这也是民变为什么从西北爆发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一切都商品化后，当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之后，一个庞大的商业集团正在逐步吸干底层的农业资源，人们对于这种物化的产品产生一种宗教式的狂热，经营实体的人赚不到钱，经营货币的人大发其财，整个社会进入一种资本狂欢的年代。

李宪堂认为：“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对于货币白银化的问题，万明也认为：“白银给各阶层创造了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条件，由此，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晚明社会几乎各个阶层都投入到了市场交换之中，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都不可避免，整个社会呈现出白银时代的显著特性，即对货币财富的倾力追求。

白银成为货币基本形态，带来了新的因素和新的问题，社会由主要是农耕的比较单一的形态向多元形态发展变化，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是向经济关系的转变，确切地说，是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这正是从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统治者不得不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做出制度调整，而当人们普遍进入货币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时，人伦关系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增添了新的色彩；乡村失去了旧日平静的秩序，滋生出多样的行为类型；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兴盛，而喧嚣了起来。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整个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与传统农耕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开始凸显了出来。”

从李宪堂和万明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到了晚明，当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之后，社会的财富也变得以白银来衡量，所有人开始追求白银，在这个过程中，富人能更轻松的获取这种财物，而穷人却要发挥比过去更多的心血来获取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越到产业链的上游赚钱越快，越到产业链的下游赚钱越难，整个社会经济畸形发展。到了明代晚期，由于粮食缺乏，导致粮价猛涨，作为基础商品的粮食一旦上涨，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加上私铸钱的混乱，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度的商品化所带来的。

当帝国实行文官政治后，它使得一切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的可能性变为乌有，当农耕帝国的农业基础依然脆弱或者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实行过度的商业化只能是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却由于商业经济的过度发展，最终耗尽了帝国的资源，搞垮了这个帝国。

参考资料：

[1] 《剑桥中国明代史》Frederick W. Mote ，Denis Twitchett

[2] 《中国通史》 白寿彝

[3]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4] 《明季党社考》 小野和子

[5] 《成化皇帝大传》 方志远

[6] 《正德皇帝大传》 李洵

[7] 《嘉靖皇帝大传》 林乾

[8] 《万历传》 樊树志

[9] 《明朝灭亡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