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冄扬手问道：“郁兄国策之言，推崇儒家治学之度，意以为何？”

“推行礼制！”

“儒家可是有【有教无类】、【亲疏有别】、【推行礼制】之说？”

公孙郁点头，给予肯定。√

“仲尼弟子三千，与【有教无类】相符，但'半圣'仅仅七十二，与【亲疏有别】同。【有教无类】为名，【亲疏有别】为实。却是【名】【实】不符。郁兄可认？”卫冄笑问道。

“【有教无类】为教之态，【亲疏有别】为人之态。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公孙郁想了片刻，凝眉答道。

公孙郁想说的是，【有教无类】只是在对于渴望学习的人，用这种态度。而【亲疏有别】则是对人的态度。

这种说法也成立，但卫冄所言却存在的。【有教无类】、【亲疏有别】如果把孔子的三千弟子拿来比较，就会发现这两者的矛盾点。

当然，这也只能算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辩之中。

作为优秀的“辩者”并不会在这里把人说死，“名符”名家子弟和道家不同，道家希望用道理来说服别人，而名家则是怼你，你管我说得对不对，反正就让你无话可说。

等你回家了，隐隐感觉不对劲了，然而还是找不到话来反驳。这便是名家的“虚词之辩”，后世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诡辩”。

卫冄先造其势，为的就是后面的“虚词之辩”。

“敢问郁兄，儒家之说，是【亲】在前还是【礼】在前？”

“【礼】为大义，【亲】为小义。在礼法面前，亲疏则在后。”公孙郁答道。

卫冄微微一笑，公子羽无奈摇头，显然，公孙郁中计了。

如果公孙郁说【礼】、【亲】不同，虽会落下风，但也不会直接落败。这是卫冄为公孙郁设的陷阱，公孙郁只不过是按照一般的思维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出来。

【礼制】为国之策，【亲疏】为人之德。儒家并非利己派，人在国面前，公孙郁会说【礼】在前【亲】在后，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

“听闻孔丘有一弟子，名为曾参……”

公子羽听道曾参这两个字，就感觉公孙郁有些不妙了。

卫冄要说的故事，公子羽曾是几度听闻。

孔子有一弟子曾参，也就是曾子。一天别家的羊，跑到了曾参家的院子里。曾参的父亲，曾点，就把这头羊开肠破肚了。

后来丢羊者来寻，便说是曾点盗羊。

吃羊的还是孔子本人。

所以就有了一个故事，说是叶邑的叶公，听闻此事后与其争辩，孔子说曾参就算知道这羊是别家的也不应该报官。

当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不得而知。

但这个故事的背后却存在两个史料记载的事迹。

这两个故事出自《韩非子》，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而令尹却说：“杀掉他。”

令尹认为，他虽然对国君忠诚，却对自己的父亲没有包庇，是为不孝。

还有一个故事则是说，鲁国有一逃兵，孔子问他为何要做逃兵，这人说，家中有父亲没有人扶养。孔子认为这人是孝，奖赏了他，还他去做官。

这就是儒家的【亲亲】。

而这两则要告诉人们的是，如果举报自己的父亲，是不孝，那么若是自己亲人对国不利，就不会有人再举报。更可怕的是，会给人一种错觉，对国君的不忠诚就是对父亲的孝。

而对于鲁国的逃兵影响就更大了，鲁国一旦有了战事，做逃兵便不会是罪，不仅会得到孔子的奖赏，还会得到孔子的。而为之付出的代价则是，说出一个感人的故事。

原文为：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卫冄之所以能把公孙郁闭上死胡同，还是因为《论语。子路》孔子与子路的对话进行辩。

子路问孔子，“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叶公认为直躬是正直的，因为他忠于国君。

而孔子却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作为父亲，应该为儿子隐瞒，作为儿子应当为父亲隐瞒。这才是正直的。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亲】是在【礼】礼法之前的。而先前公孙郁却想当然的说，【礼】在前【亲】在后，故而，公孙郁会辩无可辩。

公孙郁有些颓然，想来在这种场合上落败，也是一件极为难堪的事情。更的还是，这关于他在顾都庙堂的命运。

公孙郁在最无奈之时，把目光投向了公子羽。那目光充满着歉意和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