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何冬的话，我吓得浑身一哆嗦，向后退了两步，因为他的眼神告诉我，他是认真的。

“快点！别磨磨蹭蹭的！”何冬见我不动，不耐烦地大吼了一句。

我双腿一软，“噗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仰着头看他，原本想求饶几句，可是嗓子里就像是堵着什么东西似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然后眼泪就跟决堤的洪水似的，止不住地往外流。

见我哭得凶，何冬嘴里骂了句“草！”抬脚，就踹断了一个玉米杆，然后从兜里摸出一把削铅笔的小刀丢给了我，说：“听好了，你是我媳妇，除了我以外，谁要是要扒你裤子，你就用这刀捅他，捅死了我替你坐牢。”

说完，何冬转身就走。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何冬的话，看着地上的小刀，赶忙爬过去捡起来，收在了怀里。然后一路小跑，追着何冬跑出了玉米地。

从玉米地里出来，我跟何冬谁都没有回学校。

养母知道了今天的事，气得手都哆嗦了，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一万块的医药费！

“你个小贱货，丧门星！别的不会干，就他妈的知道给老娘找事！要不是因为你，何冬能闯祸吗！有这一万块钱干点啥不好，偏偏喂了那个老不正经的！”

养母气得拖了鞋，那鞋底狠狠地往我身上抽，我就那样跪在地上，一动不动，任由养母抽我。

她这次是真的气得不行了，恨不得把我抽筋扒皮，直到她把鞋底都打断了才罢休。

当养母把那个打折了的鞋丢到一边的时候，我也无力地倒在了地上，浑身疼得一动都不想动。

没有人搭理我，养父养母在一旁讨论着要怎么解决何冬上学的事，从他们嘴里抠出一块肉来都难，就别说实实在在的一万块钱了。

其实叶耀宇的爸爸汇来的资助款远远多于这一万块钱，可谁又嫌钱烫手呢！

最后他们决定把村长请到家里来，塞给村长些好处费，然后让村长出面做个中间人调和一下，毕竟是校长打我的鬼主意在先。

对于这些事我都不关心，我躺在地上，紧紧地闭着眼睛，脑海里想的都是胡娟是怎么毫不犹豫地把我推给校长的，还有办公室的门也是她锁，她就是存心不想让我逃出来。

所以在我离开办公室前的一刻，我告诉了校长，其实胡娟也什么都看见了。

我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里，只是觉得把这件事告诉给校长的时候，胸口有什么在熊熊燃烧着，如果明天我能看见校长也用皮带抽打胡娟的话，我想我会很高兴的。

最后养父养母掏出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何冬就像是没事人似的继续回去上学，只是他的头脑依旧不好，课本上的东西他都看不懂。

养母原本不打算让我继续念书了，但村长说，在咱们这个小破村子里上学能花几个钱，用这几个钱去换那一年几万的资助款多合算，用不了两年，你们何家就是咱们全村的首富了。

于是看在钱的面子上，我又回到了学校。

只是这次，我不再有任何的奢望和对学校的向往，一想到校长那猥琐的嘴脸，我就恶心得想吐。

但有一件事我却一直在期待着，期待着校长有一天把胡娟给收拾了。可是我一直等到了寒假，胡娟都安然无事。

后来我听说，老胡家可是当地有名的地头蛇，打起架来不要命，村长都不敢惹他家，所以校长自然也就不敢去惹那个麻烦。

不过自从村长出面后，校长倒是再没有难为过我，完全就是把我当做空气了。

我有一次偷偷跑去找孙老师，问她为什么不跑，我跑不了是因为我是小孩，她都是大人了，为什么不跑？

孙老师看着我，几次欲言又止，就像是有许多话想跟我说，却无从开口，最终选择了沉默。

孙老师撩起了袖子给我看她的胳膊，难怪她大热的天都要穿长袖衣服，她胳膊上深深浅浅的好多狰狞的疤痕，一道又一道。

“逃不掉的。”孙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满是绝望。

转眼，又是四年过去了。

每年过年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杀猪宰羊的时候，于是每次到了这个时候，我都躲得远远的，宁可在外面冻着，也不想听那些动物撕心裂肺的绝望叫声。

只是这样的事年复一年，当我再看到院子里流淌着满地的鲜血的时候竟也不觉得怎样了。

有些事，在心里，渐渐地麻木了。

我十二岁那年，上了小学四年级，也就是这一年，我遇到了温宁。

温宁是城里来的大学生，参加了社会实践，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乡村做支教教师。

那年温宁二十一岁，人长得白白净净的，标准的儒雅书生的面相，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看着特别温柔。

他来了之后，孙老师就轻松了不少，因为有一半的课程都分给了他。

温宁除了教我们课本上的知识，还教我们唱歌，我记得他教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