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里没什么生意,我和胖子坐到了后面的隔间,泡了壶热茶喝,胖子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了那个金匣子,里面的东西是金箔刻出来的,展开后有二十厘米长,上面密密麻麻的刻着蝌蚪一样的文字,我做拓本也算有些造诣了,但这种文字却从来没见过。
松达剌人生活的具体年代,至今我也无法确认,有可能是两千年前,也有可能更早,但这上面的文字,明显是一种上古时期的先民文字,很可能跟甲骨文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应该是那时候藏民们最先衍生出来的文字。
我和胖子研究了半天不得要领,而且这东西专业性很强,如果你不懂,即使把金箔看穿了,也看不出什么。最后我俩一翻讨论,胖子便道:“这样吧,我北京那边认识一个考古的老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他虽然是考古的,但知道我的底细,我当年还跟他合作过,看样子,只能带到北京去,看他能不能研究出来。”我一想,也只有这么着,于是跟胖子约好,给他一份复印件,我们两个分头研究,一有消息立刻联系。
能找到救闷油瓶的方法自然好,但若真的找不出来,那我们也只能等那个十年之约了。
胖子在我那儿歇了一天,第二天就回了北京,他在巴乃一年多,北京的几个盘口乱成一团,胖子说他回去要先整顿内部,然后才能去找那个老教授。
胖子一走,我这小铺子顿时又冷清下来,想想这一走一个多月,也该理一理盘口的事情,便给王盟去了个电话,让他把账本准备好,过两天去查账。
王盟接我电话挺高兴的,结果一听我查账,立马声音一变,道:“老板,你还不知道?”
我听出不对劲儿,立即问道:“怎么?出事儿了?”
王盟摇头道:“不是,这盘口,现在是二爷在接手了,而且据说有吴三爷留下的协议,走的还是法律程序。”我一时有些呆愣,随即细细思索一番,便明白过来。
一则,当初这盘口交到我手里,却是没有明面上的手续,二则,以二叔的本事,搞些假协议不是什么难事,但让我不解的是,去昆仑之前,我还求过二叔,让他接了盘口,他当时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没出息,现在怎么自己揽过去了?
我想起二叔让我伤好了回长沙的事情,便嘱咐王盟好好干,挂完电话,就让赵旺订了往长沙的机票。到长沙的时候,是晚上八点,我没回父母家,而是先去了二叔的别墅,也就是我们吴家的祖宅。
原本我们的祖宅是民国时期的大建筑,那时候我爷爷倒斗发迹,在长沙可谓风云一时,宅子占地极广,处于长沙以南的一片开阔地,依山傍水,交通便利。
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搞起了土地改革,接着又是文革,我爷爷风头很盛,但他拿得起放的下,政府还没找上门,就主动捐产捐地,据说还在长沙搞了个演讲,大意是支持新中国,吴某人舍生取义,捐产捐粮,十分配合。上面一高兴,祖宅便留了下来,到现代,由于木质经久腐败,便被二叔翻修成了一片白色的别墅。
普通人一看,一定以为里面住着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而事实上,我二叔除了这房子看着华丽,我还真没弄清楚他有没有别的营生。
二叔家只有他一个人住,有一个固定的钟点工,每天按时给他做饭,我每次看他五十多岁的老人家,一个人守着一栋大宅子,总觉得很可怜,房子得有人住才有生气,或许是祖宅里人气太少,又处于郊区,即使里面布置的很华丽,我还是觉得阴气森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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