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份奏疏最终并没有被采纳，但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这三人并非无能之辈。在当时的后金，他们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了。

宁完我、范文程后来都成了大学士，马国柱也做到了兵部尚书、管辖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总督。因此，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其中，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皆以汉人为奇货”（乾隆版改为“皆志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不能半途而返。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的另一种可能——汉臣为了自保，不得不提出伐明。毕竟，汉臣在后金为官，并非易事。大家种族不同，先天上就存在隔阂，再加上当时又正值两国交战攻伐期间，汉官们要想在后金立足，表忠心、站立场，必不可少，否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到怀疑、遭到迫害。因此，当皇太极勒令文馆众臣积极建言献策的时候，范文程他们三个，就不得不上疏建议伐明了。

说一千道一万，皇太极对范文程还是非常信任的。范文程后来的发展，与皇太极的信任和器重是分不开的。他们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后金的发展得到了范文程不遗余力的辅佐，另一方面范文程也在辅佐后金的过程中得到了磨砺，快速地成长起来。

其实，对于范文程的能力问题，我们的确应该客观一点。大明朝人才辈出，有思想、有见地又有文采的大臣比比皆是，以范文程起初的能力来说，他在其中真的不算什么，并无特别出众之处。试想如果他当初没有被俘，一辈子都待在大明，可能最多也就是接着祖辈的光，在官场上捞个中规中矩、不大不小的官职来做，是绝不会有机会像现在这样指点江山，在朝堂上大放异彩的。因此，基本可以说，范文程成就了后金，而后金也同样成就了范文程。

在天聪年间，范文程不断磨砺自己，他尽心国事，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不断学习这管理国家的方法谋略，因此才干日强，识见愈高，迅速博得了皇太极宠信。

天聪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生出了归降的念头。皇太极闻讯，立刻派出范文程，让他带着谕令，率吴赖、白格、塞古德前往探视以及劝降。

在范文程的接洽与商谈下，五月，孔有德果然率众来归。于是，范文程又全权负责安置工作，按照皇太极的要求，将他们安插于东京，并陪同孔有德等人到沈阳面圣。一路上，他照顾的细致周到，办事稳妥极了，因此受到了皇太极的赞赏。

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一职，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了亲信内臣来使用。他经常被召入宫，与他密议军国要事。

史书上曾记载：“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文程所掌管的，都是军国机要大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每次进宫，都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出来）。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有时出宫后还没来得及吃饭休息，就又得到召令奉旨入宫了），率以为常”。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皇太极对范文程有多么倚重了。当时的后金，会打仗的人很多，但能够管理国家、商议军政大事的人却很少。因此，初编汉军旗、“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要他来负责统领汉军旗时，皇太极说什么都不肯答应，就是不愿意让他离开文馆。

为了堵住廷臣的悠悠之口，皇太极还曾下谕：“以范章京的才能的确可以胜任，但固山额真一职只能管理一军罢了，实在是大材小用。他是朕的心腹肱骨，当留在我的身边，为国而谋，还请大家令择人选充任。”

皇太极这样的当众“表白”，多少有些肉麻，但也足可以看出范文程在他眼里的特别了。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范文程愿意为了清朝殚精竭虑，奉献一生，与皇太极对他的信任与器重是分不开的，说白了，皇太极对范文程，是有知遇之恩的。

当然，皇太极也不是一味宠信于他的，他对范文程除了有信任，更有鞭策与鼓励。在管理和培养下属方面，皇太极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领导者。他能够辩证地对待下属提出的意见，权衡利弊，并且及时指出他们的错误，批评与鼓励并进，给下属们机会，帮助他们成长，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是“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并直接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应等将来时机成熟之后，再大军伐明。

他在谕示中还专门指出，对于范文程等人的那些建议，需等到伐明之日，再作商讨。到时候明帝如弃京而走，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重大问题，还要再请范文程等人“酌议疏奏”。

这样的谕示，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又指出了范文程等人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