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帮清朝收买人心以外，范文程对清朝的体制建设以及税费改革也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国家的管理，需要按照一定的法定标准，无偿从民间取得财政收入，以维持机构日常的运作与开销。因此，税收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清军接管旧明之初，税收的定制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原来，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早已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京城的府衙内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

范文程入京之后，立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但几乎一无所获。于是，有人建议到地方上搜寻明季新册。但这个建议被范文程一口拒绝了。他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即使直接用这个为限额，都担心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哪里还能再去求新的）。”于是，他们就此决定以万历年间的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

除此之外，范文程还建议多尔衮要废除前朝的苛捐杂税，轻徭薄赋，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他认为，在前朝的弊政中，对百姓压迫最严重的，就是加派辽饷。它直接导致了百姓穷困、盗寇四起。然后朝廷为了剿匪，又再次向百姓追加剿匪的军饷。接着又要从各个边境上抽调兵力，于是又不得不再去向百姓索取练饷。这三种饷银，比正常的税收数额要高出数倍，剔脂刮髓，盘剥不止，使得小老百姓们苦不堪言。这一二十年来，天下民怨沸腾，叫苦不迭，明朝的统治早已是朝不及夕。如果清朝想要长久的统治江山，就一定要体察民情、怜惜民力，给百姓们以喘息之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尽收民心。

多尔衮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听从了他的建议，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

他们在谕令中称：“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

此令一出，大快人心，百姓中一片叫好之声。到了十月初十日，顺治帝颁行即位诏，清廷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

至此以后，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这一定制的产生、确立与延续，委实奠基于此。对此，范文程功不可没，也算是惠及子孙万代了。

除了税收定制外，范文程还非常注意争取汉族文人的归顺与合作。他明白明朝旧臣及汉族士大夫们在中原大地上举足轻重、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四处征访隐逸之士，鼓励他们为官作宦，治政教民，为百姓谋福利。

顺治二年，清军攻克南京。范文程即刻上疏称：“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于是请求恢复科举制度，重开科考，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帝从之，于是江南才子们云集，江南贡院门前重现了往日人才如林的盛况。

范文程辛勤操劳，“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确定赋制，对清初的开国定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正当他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的政局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原来，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权势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不久，又升皇叔父摄政王，到了顺治五年，竟直接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有取代福临之势。而其亲弟多铎，也因其入关和下南京之功，助兄治政，不断高升，初由郡王复封亲王，再晋德豫亲王，到了顺治四年又进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成为仅次于多尔衮的“辅政王”，具体主持日常政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尔衮极力压抑正黄、镶黄两旗中忠于皇太极、福临与豪格的王公大臣，还将肃亲王豪格革爵幽禁迫害致死。如此严峻的形势，使范文程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明哲保身，置身于中枢之外。

遥想当年，范文程曾蒙受皇太极的特恩殊宠，在他的历练与培养下成长为栋梁之才。为了报答这份恩情，他一直都竭力效忠朝廷，殚精竭虑，誓死不忘故主。可如今，他见朝政日变，睿王权大逼帝，同僚刚林等人也纷纷背主转附，致使福临之位岌岌可危，心中自然愤愤不满、忧心忡忡。

他很想振臂一呼、伸张正义，然而，现实显然不允许他这么做。当时的形势，非常明显，若范文程要想晋爵加禄、牢居相位，避免豫王谋害，就必须离弃幼君投靠睿王；若他要想保持气节，忠贞不渝，就势必要开罪于皇父摄政王，身家性命难保。因此，他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为了暂避风头，保存实力，范文程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托疾在家，不理朝政。

当然，多尔衮也不是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