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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东宝回去小雷家，与村干部开了几次会，将村集体企业机构改革方案的调子定下来，又起草完毕，便交给乡领导审批。那些乡领导看到以宋运辉思路为蓝本的草案，都是对里面的陌生论调大为倾倒，于是，草案又送交县里。陈平原看了草案将雷东宝叫上去询问，雷东宝叫士根去解释，免得他自己被问急了当场急躁。

县里最主流的反对意见是有关分配问题。刚从平均主义走出来的领导们虽然已经接受了包干到户，适应了工厂承包，适应了多劳多得，可是，对于以村干部为首的乡镇企业领导拿高额提成的做法却非常不理解，很多县领导当场提出质问，问以村集体资源获取的利益，可以让村干部多享吗？村干部作为一村的领导，凭借职权制定为村干部谋取个人私利行方便的规矩，是否合理？

也有人问，依照小雷家村目前的经营情况，诸位村干部同时作为企业负责人，大约可以拿多少。士根给了数目，大家都说高了。士根解释说，企业职工的工资也将提高，有人又提出，把原本属于村集体的那部分资金拿来瓜分给私人，比较不合理，不能用改革的名义挖社会主义集体的墙脚。

雷东宝一直沉着脸不说，该说的反正士根都知道，而且他听得心烦气躁，恨不得动手打人，还是不说为好。但他听了两个多小时辩论后，终于忍无可忍，问如果不相应提高管理者的收入，管理者的能力又体现在哪里？这话是宋运辉教他的，他背下来了。他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管理者的收入不与效益挂钩，又该用什么办法来阻止类似已经自杀的老书记那样的以权谋私呢？雷东宝说，县领导们既然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倒是拿个办法出来消除贪污。

有领导对于雷东宝这样一个小小村干部的嚣张不以为然，说农村工作目前两眼只盯着发展经济，忘记思想教育，正是因为忽视思想教育，才会出现管理者思想偏差。雷东宝火大，老书记一向是村里带头教育村民提高思想的人，而老书记的思想一向由县乡两级来教育，县里思想工作是抓了，但为什么老书记手中有了审批权却第一个贪污？县里领导被雷东宝问得很尴尬，可就是咬紧牙关不批准。

士根眼看闹僵，就迂回了一下，说分配问题可以回头再谈，也可以按照领导意思削减分配系数。但这个草案中关键问题并不是分配问题，而是小雷家村集体管理机构架设的问题。雷东宝心说士根说得太客气，直接就说县领导见钱眼开，忘记主题不就得了。

幸好陈平原拿小雷家的手软，坚持将会议主持下去，将讨论拨回到主题上来。对于小雷家机构的架设，尤其是士根看似很专业的解释，让县里领导拿不出反对意见，他们不痛不痒问了几个搔不到痒处的问题，就将机构架设给通过了。

虽然是分配问题还没解决，雷东宝知道，想要县里将分配问题通过，除非村干部全体不领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雷东宝决定不管县里怎么说，回到村里，就开会将草案化为落实。砖厂和预制品厂都是红伟负责；养猪场交给雷忠富负责，这个决定倒是让雷忠富大为意外，看着台上依然在宣布任命的雷东宝，心情复杂；电线厂交给原本协助雷士根的本村高中毕业生雷正明，正明的技术和为人灵活都拿得出手；建筑工程队由一位村民承包，自负盈亏，因为雷东宝嫌建筑工程队收入少，麻烦事多。总负责是雷东宝，副总负责是雷士根，名称没改，还是一个书记，一个村长。至于如何分配，雷东宝干脆不说。以前他什么都先与村民通气，现在则是懒得再说，反正他钱拿多了肯定得挨骂，骂就骂吧，他才不解释。

会上有人提出追还老书记贪污款的事。雷东宝阴沉沉地看了老书记家的方向半天，回答一句老书记一条命够值三万块。台下议论纷纷，雷东宝没兴趣听，讲完就走了。什么民意，他现在不信了。他努力把村集体经济搞好，他自己光荣，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也光荣，他可以日子过得好，带动小雷家这帮人日子也过得好，这就行了。民意？光听民意，他能办成什么事？当初谁支持他开砖窑？当初承包土地时候谁乖乖听话了？

当改变架构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出来，村民的议论暴炸了。虽然谁也不敢当着雷东宝的面说什么，但士根和那几个厂的负责人都被人指着骂。连忠富都放弃过去的成见找上雷东宝诉苦，说还是降点工资。但雷东宝说，做得多，做得好，就得拿得多，有种谁也把猪养得好，顶替他雷忠富。挨骂怕什么，做头的哪个不挨骂，头是那么好做的吗，能挨骂也是本事，只要自己行得正，站得正，坐得正就行。忠富听了由不得想到当初他承包的鱼塘被扒了之后他如何骂雷东宝，如今虽然猪场兴旺发达可他依然觉得雷东宝没按承包书办事是错误，但今天听了雷东宝有关挨骂的解释，倒是理解了这个不讲理的书记。做头的，哪里可能事事摆平，总有一头不服贴时不时翘起，做头的总会挨几句骂，正常。忠富倒是为自己以前的不顾大局对雷东宝生出点歉疚了。

为此，忠富没少劝其他几个也拿钱多了的猪场负责人放宽心。算是替雷东宝分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