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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史记》确定下纪传体史书的基本格式后，历朝历代的官史，多半加以遵循，开篇即“本纪”，重点则在“传”，间杂“志”和“表”。很多“传”故事性都是颇强的，相比之下，“本纪”却属于流水账，一点儿都不好看。

然而“本纪”是纲，形如编年，最方便凭借着梳理一朝的大事流程。尤其李汲在翻阅历朝“本纪”之时，还特意准备了纸笔，把每个皇帝的在位年份全都记录下来，最后相加，这才终于知道了，从他自称战死的西晋建兴二年，直到唐朝建立，总共三百零四年。

于是找个机会再向李适探问：“不知我唐肇建至今，有多少年份了？”

李适掐指计算道：“高祖皇帝在位八载，太宗皇帝是二十三载，中宗皇帝……”最后得出结论——“至今已一百三十八载了。”

三百零四加一百三十八，得数四百四十二……谁说有五百年了？李泌蒙我！就算四舍五入，那也该舍，不能得出五百来啊。

再想想自己的时间线上，同一时间段，都有些什么名人哪？因为发现虽然历史分了岔，很多杰士湮没无闻，凭空冒出来不少的新人，但仍有少数是两个世界全都存在，并且仍能显身扬名的，比方说王猛、桓温、萧道成……

多出来的，其实多半是侵入北中国的胡人，或者被胡化了的汉人。

而在文学领域，既然仍旧存在着陶渊明和谢灵运——虽说际遇大不相同，就连存世作品，也有很多李汲前世从未读到过的——那么这个时代，会不会有王昌龄、王摩诘呢？暂时还不便向李适或者李泌探问。

数日后，行在果然收到了郭子仪、李光弼大破阿史那从礼，镇定河曲，即将率军南下来会的消息。李亨闻报大喜，那天一直把李泌留到戌末亥初，君臣会商今后的战略方针——李汲在家等得是望眼欲穿啊，还以为李泌出啥事儿了呢……

等到李泌归来后，说起此事，便道：“圣人因此，首肯了暂不发动复都之役，而要等两将率兵南来，再汇集兵马，做雷霆之猛击。”就连李泌本人，也不由得满面春风，原本体格便极清瘦，此际脚步不免又再轻快三分，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跑似的。

然而不等朔方军主力抵达，却又有极糟糕的消息传来……

那天晚上，李汲吃过了中午的剩饭，李泌归来后则只喝了一碗粥，兄弟二人各自述说日间之事。局势已经基本上摸清楚了，李泌对李汲再无太多话可讲，而李汲每天雷打不动只是健身加读史，也再没鸽子可杀，没祸可闯，故此二人晚间的交谈时间日益缩短。李汲不禁想到——

就跟老夫老妻似的，新鲜劲儿已过，都没啥话可说啦……

正欲登榻安睡，忽听院门外传来人声，随即李亨急匆匆地迈步就进来了。李汲还以为又是来聚餐吃烧烤的——皇帝你来晚了，我们都已经吃过啦——谁料二李出门见驾，李亨却一脸的郁卒，挥挥手屏退闲杂人等，独留李泌兄弟和李辅国在旁，随即恨声道：“不出长源所料，房琯操切进取，果然丧师辱国！”

房琯在二十日亲率北军和中军，出奉天、武功，沿着渭水北岸，进至了西渭桥。翌日，官军与安守忠所部叛军在咸阳东面的陈涛斜相遇，一番激战，官军大败，死伤、逃亡竟达四万之众，几乎全军覆没。房琯不敢奏报，遂于二十三日再率南军出战，复败，裨将杨希文、刘贵哲降贼……

才刚聚集起来的关中唐军，就此丧失殆尽。

李泌闻言大惊，忙问：“陛下不是下诏命房次律暂缓进兵了么？”

李辅国插嘴说：“恐怕正因如此，房公不知道从何处预先得到了消息，深恐不能建功，因而抢在诏书抵达前，急于率军规复西京，乃有此败……”

李汲在旁边听得此言，不禁暗恨，对这个老阉人的恶感更增添了三分。

因为李辅国所说乃是诛心之言，不可能得到确证，房琯是怕丧失了立大功的机会，这才仓促出兵的；而且若如其所言，则丧败的责任要有相当一部分落到李泌头上——若你不进言，皇帝就不会下诏，皇帝不下诏，房琯就不会着急，倘若谋定而后动，说不定还不会吃败仗哪。

李泌假装没听出李辅国话语中的恶意来，只是叉手询问：“究竟因何而败？军报中可有详述么？”

李亨即命李辅国将军报呈递给李泌。这时候众人都已经进了屋子，李泌便凑近昏黄的烛光，仔细阅读——李汲也想凑上去看来着，琢磨琢磨自己的地位和人设，还是强自按捺住了这份好奇心。

事后才听李泌详述，房琯完全是自己作大死。他事先得到了李亨的许诺，可以自置僚属、将佐，即任命御史中丞邓景山为招讨副使，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其中李揖、刘秩都是从没打过仗的书生，房琯却推倚甚重，将军务一以委之，还说：“叛贼曳落河

骑兵虽强，安能敌我刘秩？”对于宿将王思礼等人的进谏，反倒完全听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