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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汲也知道李泌所言有理，他的经历是不可复制的，否则也不至于因为“五不可留”，要赶紧逃离朝堂了。

象李泌这般相从天子于微末，再起便一步跳到三品，并非唐代任官的正途，说句不好听的，这叫“倖进”。打从官僚阶层成型以来，人皆鄙薄倖进之徒，或许也就李泌例外。

所以李泌的经历真的很特殊啊，自己根本无从仿效。

除非……我趁着李倓彷徨之际，去依附他，并且最终辅佐他改天换地，荣登大宝？

只是对于要不要扶李倓，以及该怎么扶这事儿吧，李汲还没有想好，况且看李泌的态度，必然是反对的，因此他也不便将此事明宣于口，请求对方的指点。由此婉言谢绝李泌的所谓中策——

“不是……小弟的意思，每年数百上千士人科举，能得明经、进士的不过寥寥数人罢了。即便如杨炎那般家学渊源，也数试不中，最终只能应了建宁王的礼聘；而阿兄既然未曾赴过考，又要如何举小弟于龙门之上呢？”

你自己都没经过高考，就说能教出高考状元来，谁信哪？！

不等李泌恼羞成怒，勃然变色，就赶紧躬身请问道：“下策又如何？”

李泌强自按捺胸中的不快——你竟敢怀疑我的才学，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心说看起来这小子主意已经拿定了，既不愿随我归隐，也不乐意循正途入仕，罢了，罢了……喘了两口气，便回复李汲道：“下策是：你若欲仕，且不甘屈身下僚，庸庸碌碌终此一生，则必先设法改为文职。”

李汲闻言，不禁皱眉。他知道唐朝的风尚有些重文轻武，别看安禄山权倾一时、郭子仪名登宰辅，那终究属于特例，若把整个文官队伍和武官队伍相类比，则文官升晋起来，以及可能达成的高度，都要比武官优良得多了。再者说了，就同一层级相比较，安禄山曾受制于李林甫，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杨国忠逼反的……

只是——“阿兄，弟实于诗文无甚兴趣啊，唯于武事，近来倒多方求师，刻苦操习……”

若在初唐之际，李汲只要花几个月好好练练毛笔字，再背诵几段经典，以他的古文基础，文通字顺是没问题的，这文官大可当得。然而开元、天宝以来，朝廷日重文辞，秀才科长久不开，而进士科也远迈于明经科之上，那想做文官就得会写诗啊，我哪有那种禀赋？

即便有吧，这都快二十了你让我现学平平仄仄平平仄？

李泌提醒他说：“郭子仪虽被命为宰辅，其实不能干预朝政；而房次律书生也，却曾受命统领诸军——文官之途，实比武将来得宽广。”

唐朝真正的顶级武官，本来是十六卫大将军，品位虽尊，却不能干涉政事。其后府兵制崩溃，边境多用募兵，最早一批节度使也泰半是文职，比方说鲜于仲通、章仇兼琼——鲜于仲通还是正牌的进士咧。即便郭子仪，虽然是武举出身，也曾多次担任过地方郡县或都督府长史，而长史、司马、管记乃至参军等职务，理论上也全都是文职。

李泌说了：“纯粹的武夫而能得登节度使高位者，多是蕃人，如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安禄山等。上皇多用蕃将，社稷几乎倾颓，此前车之鉴，吾亦曾多次向圣人进言也，必不足为后世法。”

也就是说，李亨在叛乱基本敉平，社稷危而复安后，是一定会变更上皇故政的，多半会约束蕃将，且仍旧以文官出任采访使、节度使等地方军政要职，你若是只走武途，道路必定越走越窄啊。

李汲皱了皱眉头，最终还是忍不住反驳道：“弟却以为，此番叛乱真正的缘由，并非上皇重用蕃将……”

李泌横他一眼：“是何谓也？”

李汲就此开始长篇大论，阐述自己的观点：

“安禄山的叛乱，肇因是重兵俱集边庭，外实而内虚，否则的话，即彼敢起异心，又岂能长驱直入，连破两京啊？而之所以外实内虚，端由府兵制崩溃，而只能招募长征健儿，抵御契丹、吐蕃。那么府兵制因何而崩溃呢？其由在社稷久安之后，田土兼并日益严重，贵族、官僚地连千顷，百姓却无尺寸之田可授。百姓无田，而欲其岁充军役，为府兵，可乎？

“所以一切问题的根由，都是土地问题，是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就此引发连锁反应。继而士人多行文途，少履武行，明经胶柱、进士雕虫，则自武勋之家式微后，只有蕃人才肯因武功进身——他们也只能因武功进身。

“鲜于仲通挫败于南诏，章仇兼琼之功实在于文政，难道文职的采访使、节度使，真能临阵摧敌，开疆拓土吗？由此安思顺、高仙芝、哥舒翰辈才能进用。

“然而上述三人，终究是忠臣，即便蕃将之中，最终掀起反旗的，也只有安禄山、史思明等寥寥数人罢了。要在内虚外实，边庭募军之势既大，必然威胁中央，即便其首领不是蕃将，也迟早都会酿成祸乱。故谓叛乱之起，并非肇因于上皇重用蕃将——且时势如弟所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