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洒洒,写了三千多字,完了放下笔,吹干墨迹,双手呈递给宦者,转交李俶。习惯性的,嘴里还加了一句:“此我与家兄往日商谈,所得一管之见,殿下垂览。”你就当这主要是李泌的主意吧,不必太过惊诧。
可是李俶细读一遍,仍不免有些诧异。不在于文中有什么真知灼见——实话说,以李俶的水平,这篇策论也算是明珠投暗了——而是他感觉,李汲这孩子思路很清晰啊,笔下条理谨然。
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逻辑”一说,并非缺乏相关思想,但既然没有提炼出一个合适的名词,一套严谨的体系出来,自然难以指导事务的规划和文章的写作。加上开元以来,诗赋盛行,导致士人即便写策论,官员即便写判词,都讲究文重于质,而文学,尤其是诗歌,从来都是不讲求逻辑的……
所以李俶看惯了那些骈四俪六的文字,初读李汲这篇《御蕃策》,只觉寡淡如水——好在他原本就没抱什么太大的期望——但是读着读着,逐渐体味到了文中严谨的逻辑性,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紧密相联,层层递进,而绝不旁生枝节。虽然缺乏足够精彩的排比,也没有什么格言警句,却隐有战国、西汉策士游说诸侯、指点时局的风范了!
这样的文字,当然考不了进士、明经,哪怕制策也必黜落,但日常衙署中公文往来,肯定不掉价啊——起码能把事情给说清楚喽。
实话说,自李隆基之后,皇子皇孙们的文艺天赋是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所以过往李亨拿些策论、奏疏、公文给李俶研习,李俶就很难从那些花团锦簇的绮丽文辞中,搜寻出真正含义,往往得用笔划道——这句有用,这句只是设譬,这句只是用典,这句纯属无意义的发散——才能归纳出中心思想来。
反倒是今日读李汲的策论,竟然一目十行,其理顺畅无碍,其意洞彻无疑,只觉自家胸腹之间,说不出的畅快、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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