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如我,如邹氏……且待两三岁,郎君先将昭义军握于手中,此女也长成了,自可来归。”
李汲觉得吧,斗嘴自己赢不了,还是举手投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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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薛嵩正在责问红线:“适才李汲勃然发作,阮弦竟而一滞,莫非你要对他出剑不成么?”
红线急忙跪拜谢罪:“是奴一时惊慌,恐他有加害主公之意……”
薛嵩抬手让她起来:“吾非责备汝,李汲陡然发作,便吾也难免吃惊……只是他虽粗莽,妻坐身侧,妾、女在外,是绝不敢当筵发难的。”顿了一顿,忽生奇想:“汝以为,我若自请入朝,可否?”
红线忙道:“奴以为不可。”
“为何?”
“主公入朝,圣人必喜,而燕、赵诸镇必怨,若合纵以谋昭义军,主公危矣!”
本来嘛,节镇起码在名义上并非割据势力,而即便割据势力吧,既已向唐称臣,归朝入觐,也属常事——好比说那位于阗王尉迟胜,不但主动率兵勤王,来至中土,而且直到今天都不肯回去,真正“长安乐,不思阗”了——但河北诸镇都是安史降将,归唐不久,难免心存疑虑,加上有来瑱的前车之鉴,因此人皆不肯入觐。
李豫对此自也心知肚明,为了稳定关东局势,亦不特意召唤某人入朝——李汲除外,他与燕、赵诸藩完全是两路人。
因而倘若薛嵩主动请示,前往长安朝觐李豫,李豫必定大喜过望,从而厚加封赏,说不定就真能如李汲所言,赐下来一个王爵,甚至准许薛氏一门永镇昭义军。只是如此一来,唐廷对于其他几镇的猜忌必定更深——薛嵩给你们做了个好榜样,你们为何不肯仿效呢?难道是有异心不成?
要说河北诸镇降藩,也只有薛嵩确无异心,他只希望能够保境安民,长享富贵罢了,因而才敢归朝入觐。至于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三人,不过因形势所迫,并非真正忠于唐朝——秦睿则在两种立场间犹疑不定——既怀此心,哪敢轻易离开自家地盘,跑到长安去啊?倘若薛嵩为他们做出忠唐的榜样来,必定遭致彼等嫉恨。
因此红线奉劝薛嵩:“入朝或于薛氏一门有利,然奴以为,时机未至。倘若主公与李魏博真能守望相助,力压诸藩,不惧人恨,那时再请入朝不迟。”
薛嵩缓缓点头:“汝言有理,且过一两岁再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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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李汲辞别了薛嵩,匆匆登程,返回魏州,颜真卿率幕府僚属来到元城郊外相迎。
入衙坐定之后,李汲便问起前事,颜真卿备悉陈述了一番,杜黄裳也从旁补充了几点。李汲听后,手抓胡须,半晌不语。
他的灵魂来自于后世,对于这时代的社会关系看得相当通透——虽然时间线不同,但基本社会形态未变,则有比旁人多过一千五百年的见识,说不上洞若观火,也容易一把就抓住矛盾的关键点了。
他知道这种封建帝国的主要基础,是地主阶级,一方面掌握最主要的生产来源——土地,一方面把控着知识和舆论,士人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组建政府,掌控国家。因而作为唐帝国的地方官员,李汲自应该把屁股坐在地主一边,对于地主缙绅和佃户、自耕农之间的矛盾,只能竭力加以弥补,而不能彻底应和小民所愿,打土豪,分田地……
除非他打算搞农民起义……且即便农民起义,只要基本社会形态不改变,最终也唯有靠拢地主缙绅者,才有成功的可能。
当然啦,地主对于土地的贪欲是无休无厌的,若任由他们肆意兼并,使得多数自耕农破产,国家也必分崩离析——即便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也不能帮着他们自掘坟墓吧。
由此李汲对于辖区内的耕地再分配问题,原本倾向于杜黄裳之言,要徐徐图之,不敢操之过急。无论地主还是小农,逼急了都会铤而走险,但问题是小农惯受剥削,抗压能力比较强,往往只要还有一线生机,便不肯揭竿而起;地主则不同,在他们看来,国家就该是缙绅的国家,官员就该向着缙绅说话,即便稍有偏离,那都是动摇国本,绝不可恕!
颜真卿不过按田亩加税而已,且税还不算有多重,州内缙绅便已普遍不满,打算掀起一场“倒颜”行动啦,由此便可得见一斑。
然而社会构成是很复杂的,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经过魏州这一场虎头蛇尾的动乱,李汲终于瞧明白了,如今州内最有力量的不是缙绅地主,不是本土士人,而是——当兵的。
八年安史之乱,摧垮了河北诸州的旧有统治秩序,不但小民百姓纷纷破产,就连很多传统豪门都遭受沉重打击,甚至于被肢解,被族灭。由此一个原本并不起眼的阶层陡然间坐大,勉强可以称之为是——流氓无产者。
这一群人不事生产,也不直接掌握生产工具,也就是说,失去了土地和原本的职业,若在太平之世,必定沦为盗贼,或者城市流氓;然而趁着安史之乱,这一群体逐渐壮大,并且投身军中,成为普通士卒和下级将吏。他们别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