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党，也不轻易得罪人——就与吐蕃和谈之事，他难得地驳斥了元载几句，就此更遭嫉恨。

不过最终，还是李泌自己把借口——不是把柄——送到了元载手上。

且说李豫常患西蕃之侵，以问群臣，李泌便上《困蕃之策》，其主要内容是：

国家每秋集结关中诸镇兵马，西守大震关、凤翔等处，密布寨垒，使吐蕃无隙可趁——尤其今已破迁西羌，李抱玉又平南山群寇，唐军可以全力御蕃。而吐蕃既陷凉州，又不能下陇，其主攻目标必定指向瓜、沙等州，以及镇西、北庭。

可以向回纥请兵，促其南下，助守西域，让蕃、纥之间恶战几场，结下不解之仇。由此将吐蕃主力长时间牵系在北，同时朝廷遣使南下，结好南诏。

当初是云南太守张虔陀索贿不成，羞辱并且诬告南诏主阁罗凤，遂使阁罗凤兴兵杀张虔陀。鲜于仲通率八万大军南征，阁罗凤请降不允，最终在西洱河大败唐军，两家就此结怨，南诏倒向吐蕃。

然而据传，阁罗凤于数度击退唐军之后，反而在其首府太和城中立一石碑，写明不得已而叛唐的缘由，并对左右说：“我家代代侍奉中国，累受封赏，期盼后嗣能得归唐。若唐使者至，可指此碑，以洗清我之罪也。”

尤其吐蕃以助南诏御唐为名，夺占多处险要，驻扎重兵，索取军资、供给，南诏不堪其负，阁罗凤实有归唐之心。若能游说南诏，使逐蕃军，并在南方侵袭蕃地，则数千里之间，吐蕃被迫要南防南诏，北敌回纥，其军疲于奔命，久必困穷。

此外李泌还建议：“今蕃贼在陇右、河西，以牛运粮，粮尽而牛无所用。请发所藏恶缯，染为彩绢，通过党项与之贸易，每牛不过花费二三匹缯，则总计十八万匹，可得六万余头牛。再命锻农具、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招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渐多。如此实边而便农，比及五岁，可言破蕃矣！”

李豫览策大喜，便募可以出使南诏之人。元载趁机指使党羽上奏，说南诏相隔悬远，其情又不分明，必遣高才之重臣往说——言下之意，既然李泌你出了这个主意，那唯有你才能说服得了阁罗凤啦！

就此诱发朝野舆论，群议汹汹，那李长源肯定扛不住啊——他还要脸哪——被迫主动请缨，充南诏招抚使。

李汲得报，这个恨啊，且又担心——如今的交通状况可不比后世，不但蜀道难行，而且云南烟瘴之地，就阿兄你那身子骨，跑这一趟还不得累死？估计元载也是这么打算的，一去一回，恐怕得一年多时间，他就有机会彻底消除李泌在朝中的影响力啦，即便你得胜而回，中朝也不会再有你的位子了！

李汲心说我早瞧元载那厮不地道——你说一彻底不要脸地抱李辅国老阉粗腿的家伙，能有什么好操行了？且此人治政水平也只中平而已，据说擅长财计事，但正经没管过几天户部，可以说毫无建树，怎么两朝天子就都任由他独断中枢呢？

私下与幕僚们说起，颜真卿对此问题的看法相对简单一些，他说：“元载入政事堂，本是李辅国援引，更仗辅国之力压制群僚，逮辅国去，其势已不可制矣。且政事堂诸相多庸碌无为，但求安保禄位，乃不能与元载相争……”

反倒是杜黄裳和高郢的见解更深一层——当然啦，他们不敢当着颜真卿的面说。

杜黄裳道：“今圣初登基时，朝臣几无可信之人，且李辅国势大，故而拉拢元载，以为拮抗……”李汲微微点头——想当初还是他帮忙李适和元载牵线，一起图谋李辅国的呢。

“……其后虽罢李辅国，却用程元振、鱼朝恩。阉宦得势，太阿倒持，圣人岂能不知啊？然恐政事堂独大，故不得不重内廷以成均衡之势。则除非罢黜诸宦，不使参政、掌军，否则政事堂必用元载——载虽奸邪，却能任事，如裴公（裴冕）等，垂老颟顸，俱不如元载也。”

高郢补充道：“鼎足三立，始能稳固，而圣人所用之鼎，内廷、外朝，诸镇是也。”

李汲徐徐颔首：“公楚所言，最中窍要。”

如今支撑唐朝的三大势力，内廷、外朝和诸镇，实话说前两方皇帝都容易制约，起码替换其为首之人，只须稍稍动些脑筋便可办到，不至于酿成巨祸；唯有诸镇节度，是李豫不敢轻易触碰的——此前不过处死来瑱，便使得诸镇离心，但来瑱还不是节度领袖呢，难道李豫敢杀郭子仪、李光弼，或者仆固怀恩吗？

因而为了制约诸镇，就必须培养强有力的中朝政权。只是诸镇远而中朝近，政事堂若是坐大，虽然不至于威胁到皇帝宝座，却可力夺天家权柄，为此又不得不权重内朝——既包括宦官集团，也包括李泌等翰林学士。由此三股势力相互牵制，维持一定钧衡之势，皇帝才可能睡得着觉。

关键在于安史之乱后，天家威望大降，李豫本人也非强势君主。倘若换了太宗或者玄宗前期，根本不必要立什么鼎，自然四方俱朝禁中啊。

然后拉回来说，肃宗李亨留给儿子的宰臣，苗晋卿、裴冕、裴遵庆都是庸碌之辈；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