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甚至对忠义郡王父女也颇有烦言，当初也是他故意向朝廷上书，变相指责孝贤皇后，惹出一场事端来。只是由于忠义郡王虞允文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太高，他还不太敢公开贬低，只是说虞允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过于的执着了。

其他的三个影响力较大的学派却都朝廷变革，希望大宋能恢复中原，极力主张抗金。在对金关系上，陈亮是最坚决的主战派，提出：“江南不必忧，和议不必守，虏人金朝不足畏，书生之论不足凭”的四不主张，在民间的影响力颇大。

但理学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却是其他三个学派所无法相比的。理学对外的思路，与一直掌控着朝廷大权的主和一派正好合拍，都是坚持偏安、反对变革。这也就是不少大臣并不理学的学术思想，但却仍然会理学为儒学之的原因。

朱熹和陈亮的辩论在京师临安的太学之中举行，吸引了士林之人的眼光。他们二人原本还是至友，后来因为双方在学术和实务中的分歧日益加大，最后才成了对手。此次辩论，还是他们分道扬镳之后第一次见面。

连大金和西夏的使节也要求参加，皇太子周复直接告诉他们，由于几十年的战争所遗留的创伤尚未抚平，此次争辩势必会涉及金宋两国、西夏和大宋之间的关系，陈亮又是代表着坚决抗金的一派，只怕到时火药味儿会很浓。

听了皇太子的话，金、夏使节只得放弃前去旁听辩论的要求。实际上他们心中也有数，大宋朝野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一直未断，而大金彻底灭亡宋朝的叫嚣也从未真正停止过，完全靠双方实力的危险平衡才保住的和平局面，到底能持续多久，只怕谁也不敢下定论。

此次辩论也正是因为涉及了比较敏感的金宋关系，故而没有公开进行，到底辩论的结果如何，外界也不知晓。

只是，自从此次辩论之后，朱熹放下了自己一直以来反对变革和北伐的意见，不再在讲学中提及关于金宋关系的见解；陈亮在这之后也没有再如过去一样的狂放，而是应皇太子之诏，成参与组建枢密院参谋机构的辛弃疾副手，开始参与朝政。

朝廷并未对此次学术论战给出个明确的结论，只是明令：今后省试和殿试依据传统的儒家经典，不再固定一个或几个学派的学说，参加考试的学子们可以尽管挥，只要你能言之成据即可。

对于原来高宗赵构时期“树理学、打压其他学派”的做法，皇太子周复很是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学术之争靠的就是辩论，道理越辩越明，用权力去压服或是认定，根本没什么意义。

只要是在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内，大家尽管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学说应该是可以兼容并蓄、共同展的。对于各派之间的互相攻击，朝廷反而应该进行制止。

皇太子为原来被奸相蔡京等人列为“罪臣”的北宋名家苏轼的文集作序，并赞扬其为人、学风，随后奏请天子周康，追谥苏轼“文忠”、其弟苏辙“文定”，追赠苏轼为太师，他所创立的苏氏蜀学重新兴起。

此次辩论对大宋朝廷是个收拢人才的好机会，原本一些各种各样原因不愿意出仕的有才之人，此时大都来到了京师临安。

皇太子下旨召愿意留在朝中任职的贤才从政，一大批在民间素有名望，却因为科举等原因无法入仕的贤才朝廷。虽然他们暂时担任的都是一些闲职或低级的职务，却为后面官制的变革准备了可供选择的人才。

本来在朝野弥漫着的死抠儒家经典，蔑视实务、农商的空气渐渐散去，空谈性理的所谓“清谈君子”没有了市场。

借着临安杂术讲座火爆的盛况，皇太子随即宣布：在京师临安设立国家级别的临安公学，该学校专门负责教授“杂术”。一般学子只要能通过临安公学的入学考试，就可以学校学习，在学习期间待遇和太学、国子监、临安武校学员待遇相同。朝廷及各地官府与杂术相关的官吏在升职之时，都要到临安公学接受培训。

临安公学从此成大宋科学技术的集中之地，无数从它这里毕业的学子把各种各样的知识传播开来。之后，在它基础上设立的临安公学院成大宋先进技术的研究核心，尤其是军事技术。

金和西夏、西方吐蕃各部都想得到临安公学院的研究成果，环绕着临安公学院也成为各国探子们斗智斗勇的舞台。

随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军队中的军制改革进行的较为顺利，中央的整个军事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这是大家争议较大的一块。

自高宗收取兵权以来，军队由朝廷掌握，又基本回到了原宋朝的旧体制上，高级将领无法直接领兵，一遇战事，大臣都有权参与讨论，决定领兵大将、军事决策权，然后由皇帝决定。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彻底消灭了将领拥兵对皇权的威胁，也使得权责明确，可以保证军队的后勤供应和军事技术的展；弊端也很明显，“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将领如何指挥？这样的军队很难有战斗力。

尤其是遇上没什么军事素养又喜欢干预军务的皇帝和文臣，有时，甚至以没有军事经验的文臣和士家子弟领军打仗，这仗就没办法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