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庆历年间，临安本地百姓毕昇就已经明了活字印刷术。一个是，由于活字印刷要变更很多设备，初期投资过大，一般的私人书坊承担不起这个成本，官刻机构虽然没什么成本压力，但往往不用赶时间，也没这个需求；二是，纸张的质量一直不怎么过关，无法适应活字印刷术，导致了它一直不得应用。

此次，皇太子所要追加的印数、种类实在太多，时间又紧，一时之间就算整个临安的书坊全部开工也来不及。赶工期，就有人提出使用活字印刷术，初期慢一点，后面却可以快的多。

周复在听了工部官员的介绍之后，十分感兴趣，下旨试用活字印刷，以确定它的实效。经过确认，活字印刷的优点明显，远胜雕版印刷，而且如今纸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已经能够适应活字印刷的需要。于是，周复下令，以后的官刻机构逐步换成活字印刷。都是请到

活字印刷术在它诞生近百年之后方才扬光大，由于官方应用了它，引导了民间的风尚。民间书坊应用之后，使得印刷更为简捷方便，出版业迅扩张。

第六节

京师临安原本就是民间书坊集中之地，但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应用，后期成本大大降低，使得出书成为普通人也可以进行的行为。临安书坊开始向专业化展，逐步分成了专印一类书籍的专业性书坊，也因此使得书的品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不久之后，临安还出现了定期出版的民间坻报“简册”，专一向百姓通报以朝廷动向为主、兼顾商贸等的各种消息，受到了吏民百姓的欢迎。连朝廷后来也开始向民间书坊学习，每个月都行一期《朝报》，专门讲述朝廷的新政、军事动向等等，用以引导民间的风尚，坚定大家振兴国家的决心。

对于临安城里繁盛的印刷业，周复持的态度，只给它规定了一条：涉及到军事技术、国家机密和谋反之意明显的书籍不得刊印，更不得出口，否则以反叛罪论处！

保证这一点，涉及以上的书籍在刊印前，必须送交大理寺专设的审查司检验后才能出版。

大宋临安所产书籍物美价廉，成最受欢迎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各国、周边各地，光这一项增加的赋税收入，就抵得上临安之前三年的赋税。

而且，出口的书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周围民族和国家，要在后世，大概会被人认为是“文化侵略”了。

但在这个时候，这些出口的书籍却被周围开始和已经汉化的国家、民族视为至宝。不少地方的学者、学生前来他们心目中的文化之都——临安留学，学习汉家文化，倒也算是自修德政而传播于外的实例。

可这样的成绩，却是靠着一帮子腐儒们看不惯的奇技淫巧之术得到的，也实在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辩论，儒家学术之争集中在了两点上：一是对儒家学说根本观点的认识，在这个上面差别较大，但各个学派都出自于儒家文献，还有可以调和的余地，一时也争不出个胜负来；二，就是对朝廷正在进行的改制、以及北上恢复中原的态度，在这第二点上，不同的认识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在需不需要改革朝廷旧规和恢复中原的态度上，理学认为“自修德政”即可，整兵备战是浪费资财和精力，反对恢复中原，把其所谓的“理”拨高到了能够解决一切、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对金的战略上，开始朱熹还收复中原，但又要“无为而治”，反对强盛国力而改革旧政。之后，朱熹生了转变，坚持以“仁”治天下，不再赞成恢复旧河山。他一方面主张忠君死节，反对投降，另一方面又主张不战不和，对朝廷进行的备战，认为是浪费国家资财。

朱熹甚至对忠义郡王父女也颇有烦言，当初也是他故意向朝廷上书，变相指责孝贤皇后，惹出一场事端来。只是由于忠义郡王虞允文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太高，他还不太敢公开贬低，只是说虞允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过于的执着了。

其他的三个影响力较大的学派却都朝廷变革，希望大宋能恢复中原，极力主张抗金。在对金关系上，陈亮是最坚决的主战派，提出：“江南不必忧，和议不必守，虏人金朝不足畏，书生之论不足凭”的四不主张，在民间的影响力颇大。

但理学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却是其他三个学派所无法相比的。理学对外的思路，与一直掌控着朝廷大权的主和一派正好合拍，都是坚持偏安、反对变革。这也就是不少大臣并不理学的学术思想，但却仍然会理学为儒学之的原因。

朱熹和陈亮的辩论在京师临安的太学之中举行，吸引了士林之人的眼光。他们二人原本还是至友，后来因为双方在学术和实务中的分歧日益加大，最后才成了对手。此次辩论，还是他们分道扬镳之后第一次见面。

连大金和西夏的使节也要求参加，周复直接告诉他们，由于几十年的战争所遗留的创伤尚未抚平，此次争辩势必会涉及金宋两国、西夏和大宋之间的关系，陈亮又是代表着坚决抗金的一派，只怕到时火药味儿会很浓。

听了皇太子的话，金、夏使节只得放弃前去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