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天子将原来与文官进身考试分开的武举，和刚刚举行了一界的“杂举“--即杂学考试也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全国考试。这也是周复故意为之，合在一起考试，同样授予考中者以“进士第”的荣誉，这样能够让百姓把武举和杂举等同于进士考试，从而提高军人和伎官在社会上的地位。

这样，大宋新科举就由文举、武举和杂举三大类组成，文人、武人和杂学之人在同一平台上考试。

这下可好，谏阻新科举制的奏章又是成筐的往宫里抬！

如果按新科举的方法，士林向来都看不上眼的武人和杂学中人就要和他们在一起参加国家考试，享受和他们一样的待遇。渐渐的，这些新“进士”多了，自然而然，士林独尊的地位就会被取消，文官们当然无法接受。

对这些奏章，天子连看的兴趣都没有，直接无视。按步就班的选择赶赴各地的主考官，安排考试时间，，等各地的主考官已经相继离京上任，诸位上折子的文官们才现：自己的奏章又丢到水里头去了，皇帝根本没看。

给皇帝憋了一肚子火的众文臣正准备联合起来，好好的跟自己的主子评评理。

结果，刚刚把文人们气倒了的天子周复，立刻又给士林吃了颗甜枣：下旨将各地的义抚堂增建成基础教育机构，归翰林院管辖。当然，收留孤儿还是要做下去。

与原来民间的私塾相对应，义抚堂更名为“公塾”，为大宋的平民百姓基础教育。而且，公塾不仅不收学费，还给学生们书本和一餐午饭。

此旨一出，立刻化解了朝野对天子改革科举的不满和质疑，朝中一片赞誉之声：这也是因为大宋的学习费用实在是过高，不少孩子因此失掉了求学的机会。天子这样做，明显是帮助儒家扩大对下一代的影响，文官们当然满意。

他们哪里知道，天子周复的想法才不是要扩大儒家的影响，而是根本不赞同过去的“愚民”，认为要想百姓明理他们多读点儿书是条捷径。更何况，大宋振兴所需要的人才非常的多，现在的培养制度所出的人才远远不够。

而且，公塾中所教授的不仅是儒家经典，也有所谓的“杂学”。公塾的教儒家典籍的教师由当地从秀才中选拨，教杂学的老师由临安公学派出。

等文官们回过味儿来，这公塾制度已经定了型，改都改不了。他们也就只好自己安慰自己：杂学也得学习儒家经典，孩子们只是多学了一样。

没过多久，负责研究经济和商法的户部侍郎、枢密直学士洪遵又给了天子一个好消息：奉周复命令，从隆兴十七年就开始的新法制定已经基本完成，明年《大宋经济法典》就可以颁布了。

当洪遵带着自己的一帮子下属，小心的把足有半尺厚的《大宋经济法典》草本送到大殿上的时候，就连最守旧的老臣也没有什么其它的表示，都是一脸的赞叹之色。

第六节

这也不奇怪，大宋商业达、经济繁荣，重视农工商贸。在汴京的时候，朝廷就曾经相继出台过专门的法规来规定某一方面的经济运行，比如盐法、酒法、茶法等等。

在宣和年间，由于商贸展迅猛，再加上经济往来的规模庞大，朝廷还特地下旨建立起了“钱庄”，也就是交子的专门机构。不仅可以凭交子换取现银，而且，只要有商家担保，还可以贷取临时的周转资金。

如果不是后来主政的蔡京媚侍皇帝，过度的消耗国库存银，使得交子的信用崩溃，也不会有后来由于交子贬值而导致的经济动荡。那次动荡沉重的打击了当时的大宋经济，使得大宋在天灾上又加上了**！

正是由于之前的教训，天子周复才会对商法如此的重视。当还是太子的他看到洪遵所写的《货币流通度论》之后，便把当时还在当翰林学士的洪遵调到了户部，直接把制定新法的任务丢给了他，只是要他尽量制定出一部较为完善的商法出来。

被委以重任的洪遵却对太子说道：如果仅仅制定一部商法，大宋已有的够全面了，而且也不是他本人的专长。除非是制定一部全面的经济法，那还可以考虑。

太子是不管结果，由他去挥，至于人钱物，尽管提。

七年多的时间里，洪遵几乎调集了大宋境内的经济专家，甚至还以朝廷的名义，多次征召各地巨商云集京师临安，讨论有关经济法的问题。

当初的临安论战，也给洪遵了抓人的机会。他和自己的手下在各个场地里乱转，凡是他看上的，主政的太子一道旨意，对方不来也不行。

这部《大宋经济法典》可以说是从古到今对经济的一次经济规律总结，涉及到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以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分配，提出了不少前的构想。比如城市改造时涉及到的拆除百姓房屋的问题，在汴京时就有专门的拆迁法令，此次经过改进，列入了《征用统述》一章。

也正是因为达的商业给大宋带来了新生，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展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就是最守旧的儒者也不敢说放弃如今经济的繁荣，再加上天子对经济运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