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自连载以来，因其论著之系统性、全面性和条理性，深受民国知识分子推崇。虽然其中许多观点颇有争议，但大体上还是获得认可的，周赫煊也被誉为“世界史学研究权威”。

这个权威是公认的，并非无脑吹捧。

西方史学研究的发展，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古典史学。

第二，中世纪史学。

第三，文艺复兴史学。

第四，现代史学。

现代史学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学者们开始把经济、社会、文化、人民群众等因素也纳入了史学研究范畴。而在此之前，史学研究的对象一直是上层统治者和精英人物，以及他们的行为活动。

也即是说，现代史学诞生至今不过十年时间。就连西方的史学家们，此时都还在逐步探索当中，现代史学理论还没有发展完善。

而中国的史学研究就更落后了。

直到晚清时期，梁启超才在日本学者的影响下，率先在中国提出新史学主张。这个所谓“新史学”，其实就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史学”，提倡发展、进步、理性和科学。

大约四年前，梁启超又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界才终于步入“现代史学”阶段。

也即是说，现代史学在西方诞生不超过10年，在中国仅才4年时间。而《大国崛起》对于各国历史的阐述，全都基于现代史学理论分析，如何不让人惊艳？

远在西欧，当《大国崛起》的一篇篇文章传过去，那边的学者们如获至宝，已然引发欧洲史学界轰动。只不过因为距离和通讯原因，中国学界并不清楚此事，否则周赫煊的名声将大得吓死人。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如今还未创立）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上个月就在讲课时对学生说：“你们应该读一读《大国崛起》，那是世界史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学史的人绝对不能错过。”

英国著名学者、后世被誉为“近代最伟大历史学家”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也在他正在创作的巨著《历史研究》第一册中写道：“《大国崛起》给予我很多启发，很难相信它出自一个中国学者之手，它对科技与文化的历史论述令我深深着迷。”

不管是法国的费弗尔，还是英国的汤因比，都是对现代史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但他们此时虽然很有名气，各自的经典著作却还未诞生，可想而知如今的现代史学研究还多落后。

周赫煊的《大国崛起》，就算放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现代史学”的奠基性作品之一。

特别是中国的各大高校，学生们已把这一系列文章，视作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

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出版社找上门来，希望能够出版发行此书。除了北新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还有新中国印书馆、开明书店、亚东图书馆、京华书局、现代书局……等等众多出版社，都陆陆续续派人前来接洽。

甚至连发行通俗读物的励力书局，也想攀关系（出版了《射雕英雄传》），希望周赫煊能把《大国崛起》的出版交给他们运作。

周赫煊也不着急，整整拖了一周时间，才终于和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大国崛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版税40%，版权期限20年，海外版权不包括其中。

……

转眼进入七月，学生们已然放假，北平的许多老师纷纷南下，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他们实在无法忍受张作霖的文化高压统治，选择在学期结束后，投奔更为开明的南方政府。

没错，如今的国党还属于进步团体，深受广大学者和知识分子赞同。

七月四日，国党发表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随即接连攻克株洲、长沙等地。战事告急，吴佩孚的大量部队却被冯玉祥拖在北方，真真是腹背受敌，难受得很。

冯玉祥还是很给力的，一力独扛奉、直、晋、鲁联军，打得有声有色。历史上，他把北洋联军整整拖住三个月，给南方革命军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才有北伐初期的节节胜利。

不过这些都跟周赫煊没啥关系，他的主要精力扑在报社和基金会上。

中华希望教育基金会已经筹备完善，除了一位会长、三位副会长以外，还建立起委员会和秘书处。

委员会由捐款最多的富商、名声在外的学者，以及教育部的官员组成，负责基金会的协调、监督和宣传工作。秘书处成员则多是张学良的人，特别是常务秘书长，负责基金会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张学良的英文秘书季成栋全职担任。

七月下旬，《射雕英雄传》的连载已经接近尾声，出版事务仍交给励力书局代理。而直隶地区的首批30所希望小学，也已经选址完毕，只不过校长、教员等人事安排还在确立中。

周赫煊终于得以抽身出来前往北平，他此行要去拜访两个人，一是教育总长任可澄，一是著名学者梁启超。

从天津到北平有条铁路，叫津芦铁路，连接天津到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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