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有容苦笑了一声：“那只是对外号称，陶巡抚报给朝廷的奏折上说登州这一千新军已经招到七八百人，实数再打个六折。”

柳鹏大吃了一惊，他知道陶朗先编练新军出了天大的漏子，但还是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七八百人的六折？”

说起到登州镇的现况，沈有容那真是有一肚子的委屈：“是啊，七八百人的六折，陶抚台太想着办大事，目标定得实在太高太高，钱花得太多太多，结果连小事都没办好，若非如此我也不会来找柳别驾了……”

沈有容当即讲了一大堆事情：“别的不说，就拿编练新军这件事情吧，说是山东全省编练新军五万，其中登莱先编一万四千人，然后再慢慢扩充到三万，这一万四千人又分为淮阳一万人，福建三千人，登莱本地再招一千人!”

“登莱一千人是怎么回事，我刚才说过了，淮兵号称一万人，我特意派人去跑了一趟，结果发现连五千都没有，福建那边能有六成就不错了!”

虽然说上上下下都在吃兵血，但是陶朗先这兵血吃得太舒服了些，一万大兵实数不到五千，一个月下来就是五千人的军饷落私人腰包里，哪怕每人每月只发一两五钱的军饷，一个月下来也有七千五百两，加上军粮军需的话，至少就有上万两银子落袋为安。

更不要说兵额既然少了，方方面面的支出都能省下来，只是沈有容很不满意地说道：“我也知道咱们大明的官场规矩，出门得扣一半，但问题是陶抚台插手插得太深，事情又办得太糟。”

一万人大兵实数不到五千人，确实是出门扣一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刚一出门就已经扣了一半不说，陶朗先身边的这些大人物与小人物都再轮流扣上一半：“现在我不敢往深处追究，也不敢插手其中，实在是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至于水深到什么程度，沈有容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登州本来就有几十号水师船，陶巡抚花大钱前前后后新建了两百来艘大小船只，但是前次查验船舶实数，蓬莱水城只有不到四十艘船只停在港里，至于剩下的两百艘去哪里了？只能对上面说其余水师船与商船都是奉命出海，但这件事糊弄别人没问题，糊弄我却绝对糊弄不过去。”

沈有容是登州镇总兵，对于到底有多少水师船与商船出海可以说是了若指掌，何况这种查验船舶实数的场合，都是尽可能把民船都借来凑数，再让出海的船只尽可能第一时间都赶回来，但是即使这样整个水城之中仍然连四十艘水师船与商船都凑不到。

考虑这两年陶朗先负责新造的船舶超过两百艘，这恐怕已经不是出门扣一半的问题，而是陶朗先自己先捞一半，然后陶朗先身边的大小官员再拿过五成，最后具体经办的官吏又拿走一半，七扣八扣之后，真正用在刀刃的也就是一两成罢了。

听到沈有容这么说，柳鹏突然想起昨天有人跟他说的一件事：“现在登州镇的军马不到五百匹？我听说陶巡抚可是花了三万多两银子买马”

说到军马存量的事情，沈有容的冷汗就下来了，他告诉：“现在登州镇的军马是不到五百匹，但陶巡抚到底花了多少两银子买马，我真不清楚，而且也不敢问，但上面查起来是绝对应付不过去。”

大明的马价向来是一匹马四两到六两，就算是好马也不过是八两而已，而陶朗先花了三万多两银子买马，足够买上五六千匹军马，最后登州镇的军马却不到五百匹。

事实上，登州镇原来旧营兵六千人，陶朗先又决定招募编练新军三万余人，光是军饷就花一百多万两，武器置办也花了几十万两银子，但是在另一个时空，天启二年袁可立只求登莱兵额按两万人发饷，天启三年登、莱、青三府点验兵马，实数更只有四千六七百人。

所以《明史》上虽然说陶朗先在很短的时间内编练出三万兵马，但是这所谓的三万兵马从来只在纸面上存在过，跟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一样都是纯粹纸上谈兵，根本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

而沈有容跑过来找柳鹏，也是因为陶朗先现在搞出来的窟窿实在太大了，从招募兵马、造船、

买马到修造兵器以及救济辽东流民，到处都是窟窿。

好大喜功的陶朗先至少有百来万两的黑账没法核销，窟窿大到沈有容甚至不敢一起捞一笔的程度，生怕自已陷进去就捞不出来。

虽然沈有容从捞得很开心到根本不敢一起捞，但他还是怕引火烧身，担心陶朗先的事情一旦闹大会把他这个登州总兵牵扯进去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沈有容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先把自己捞出来再说。

而过来跟柳鹏合作是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只要能在辽南有百八十级的斩首战功在手，别说是陶朗先倒台了，就是陶朗先的后台熊廷弼倒了他都照样可以稳若泰山万事无忧。

而柳鹏也看出了他的心思：“没事，不管登州镇有多少人马，你想办法拉五百人出来到旅顺堡去，到时候告捷京师的时候绝对亏待不了沈总兵。”

在南山大捷之前，柳鹏的捷报一定得由登莱巡抚仔细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