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大明苦于南倭北虏之际，朝鲜也遇到了大麻烦，一支属于汪直麾下倭寇登陆朝鲜，蹂躏朝鲜边防海防，肆虐数月，幸而人数不多，被朝鲜人用计打退，是为“乙卯倭变”。

朝鲜的地方军制原本采取镇管制，这种制度类似于中国的节度使，把军权下放到地方诸道，归于各巡查使，但自从乙卯倭变之后，李朝政府对道府专权心存忌惮，便把地方军队的指挥权从道府抽离了。

他们另外搞了一条独立系统，兵权被打散，归属于本道兵水使，再往上一级到助防将，再到防御使、巡边使、都元帅，层层统辖，诸道均不得干涉，也不能指挥。

说白了，其实就是在朝鲜全国范围内，行政和军队分成了两条管理线，彼此平行，谁都不必听谁的，如果有什么敌情，道府可以跟军区司令商量，两个人关系好的话，可以配合行动，但若是军区司令不搭理道府文官，那文官也一点辙都没有。

这种军政分离的制度相当先进，切实有效，把军权归于朝廷，地方政府文官不得干涉，而军队总帅都元帅是由朝鲜王亲自任命，则军权归于朝鲜王，文臣不得干涉。

因此大战初起之时，李珏、朴泓之类的将领所以敢一撤千里，无视宋象贤、朴晋等府使的约束，正是因为这种军政互不统属的体现。

萧如薰听柳成龙说起此事，感觉相当有兴趣，再让柳成龙详细说说，柳成龙就苦笑着说，这办法是好，但是一旦遇到这种极其强力的敌人的外侵，弊端就出来了。

地方军政统属不一，有的是武将抵抗文官府使逃了，有的则是文官府使抵抗武将却逃了，双方若不配合，这一府之地就无法集合全力对抗外敌，虽然保证王室权力，可是对于国家而言未免不便。

萧如薰心里就寻思开了，其实最开始，大明朝也是这样做的，卫所制和五军都督府成为一条军事管理线和文官系统互不干涉，但是土木堡之变前后，卫所制衰落，明军武将的素质和士兵的素质大大降低，已经完全无法适应国家的需要了。

说白了，还是朱元璋设计的这套军人代代保卫国家的制度的根本上的错误，从根源上确定了卫所制的崩溃的必然，武将的衰落必然导致文官的侵权，土木堡之变之后，通过科举选拔而来的文官集团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而武将集团代代传承腐朽不堪，素质不可与文官相提并论，被侵夺军权也就难以避免。

老朱没有远见卓识，使得大明朝就像一根竹子，从种子种下去开始，就注定了定时灭亡的命运，若要改变这一切，就要对朱元璋设计的卫所制动手，从根本上解决大明武将的衰微，最好建立军校培养武将，让武将重新崛起。

可是那样的话未免动作太大，文官集团不可能放任武将集团做大，即使有皇帝的支持，没个二三十年也难以见效，期间那群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党棍们稍微用点小计谋，一个“篡改祖制”的大帽子盖下来都可能让努力付诸东流，风险也未免太大了。

利用三大征和明缅战争培养一批强势武将也只能在一时间改善武将的处境，随着和平发展的时期再临，武将的地位依然无法改善，而且再之后，也就是大明朝生死存亡之际了，谁还有功夫搞这些动作？

到底该怎么办呢？

训斥了朝鲜群臣，使之不敢再妄言战事之后，萧如薰便下令大军开拔向平壤集结，堆积在义州和定州安州的物资全部向平壤转运，限时十日内完成而后下令哨骑四出向南探寻倭寇情报，萧如薰进驻平壤总揽全局。

朝鲜方面则由李昖下令，安排大大小小的官员赶赴平安道各地和咸镜道各地，恢复统治和生产，安抚流民，开始治疗被倭寇蹂躏的国土。

他们暂时没有工夫去骚扰明军了，萧如薰也得到了宝贵的一段休整期，让轻伤的士卒接受疗养，尽快归队，把重伤士卒的伤情稳住，留在义州休养，确保明军的战斗力的完整。

萧如薰的做法是无比正确的，四万五千明军在歼灭了日军三万六千人之后，依然保持着四万两千左右的能战兵力，战里基本没有被削弱，而士气更胜，战损比达到惊人的一比二十，不得不说是一场结结实实的大胜。

这场大胜奠定了萧如薰在东征明军之中说一不二的地位，也让这个名字在汉城掀起了一股恐惧旋风，十一月初六，汉城方面军就从侥幸逃脱的凤山军的几人的嘴里听说了明军猛攻平壤的消息，接下来十一月初八，汉城方面的日军统帅部迎来了三个特殊的使者。

三个在平壤围歼战里没有死掉的日军俘虏，他们躲在枯井里，战后才被陈燮给搜了出来，正要斩首，被袁黄阻止，修书一封，再让他们带着那个明军从废墟里清理出来的玄苏和尚口中小西行长的弟弟的头颅和对马岛主的头颅去汉城给日军统帅部“报喜”。

与这三个人一起回来的还有被大友义统带去的两千援军全军覆没吓了一大跳的黑田长政，他权衡了一下利弊，觉得硬着头皮死守黄海道的下场只会比小西行长还要惨，他的第三军团只有一万多人，战斗至今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