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事，第一件事，扩建广州港，需要四家都拿出真金白银，不过以四家的财力，随便一家都能够完成，更不要说如今是四家均摊，

既然需要四家扩建广州港，那显然安抚使府是绝对不会出一分银子了，这本也正常，可是贾似道给的条件实在是太优渥了，优渥到裘书瑜等人有些难以置信。

要知道，如今的大宋朝施行的是十抽一的赋税制度，如果扩建的广州港有他们一成的分子，那不说每年，怕是每天都是一笔天文数字啊。只是这样不等于说将朝廷的银子拱手送人吗？朝廷真的会答应吗？

贾似道自然能够看懂几人的表情，笑着摇摇头道：“本官说的一成的分子不包括商税，那是朝廷的银子，本官没有那个胆子也不可能将朝廷的银子当做自己的分润给你们。”

在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大宋首先在广州设立当时大宋境内的第一个市舶司，这个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

在最初的时候，广州市舶司并没有严格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当时实施的是“榷卖”制度。

榷卖，简单点来说就是来到大宋的外国商人或者大宋商人，从东南亚、天竺、大食等诸国运来的那些个商品，是不能够直接从船上卸下来在大宋境内自由出售的，这些商人从别国带来的货物只能由广州市舶司收购之后然后再由广州市舶司拍卖给想要的商人，最后由这些商人分销出去。

当然，那时候的广州市舶司说是收购，实则顶多也只是在那些商人成本价的基础上加上那么可怜的一点点银子，准确点说，就是属于半强买的方式低价收购。

最初靠着这样一种做法，广州市舶司收入急剧增加，大宋靠着这中间的巨额差价，收入确实是增加了不少。

但是很快，榷卖的弊端就暴露无遗。

商人们漂洋过海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从海外运来的货物，本来就是为了赚取货物销售出去之后的差价，可是如今却被广州市舶司越俎代庖，拿命辛苦跑商，不但赚不到钱，有时候甚至还会赔本，试问这样的生意谁会做？

那些商人自然不满意，不满意也就造成了两种后果，要么改行不再做海贸生意，要么就是直接寻找别的地方偷偷靠岸卸货，私下贩卖，也就是走私了。

可是不管是哪一种后果，最后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广州港在短短时间内商船就少了大半还多，商船少了，广州市舶司自然赚不了银子，朝廷自然也就没有多少收入。

同时榷卖还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宋设立市舶司是为了管理海外贸易的，而不是去做生意的。广州市舶司亲自操刀做生意，自然就会经手大量的没有入账的银子，这一进一出之间，可是有大把的由头来中饱私囊。

就拿最简单的来说，广州市舶司收购货物的时候，若是运货的商人很有眼力劲儿，给市舶司官员送上足够的银子，低价自然就会变成了高价，朝廷的收入自然也就少了；同样广州市舶司在拍卖运来的货物的时候，只要有竞拍者给他们送上足够的银子，到时候拍卖不拍卖还不是市舶司那些个官员们一句话的事情？

反正不管是哪一样，最后的结果都是大宋户部的收入少，而市舶司的官员们却是富得流油。

如今大宋朝市舶司这个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真正的走上正轨，建立一整套关税制度，就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潘美。

这个潘美，实则就是后世杨家将里面有名的大奸臣潘仁美的原型。

当然，杨家将毕竟不是小说，而不是真正的史实。在真实的历史上，杨家将并不是那么威风凛凛，潘美也并不是那么狡诈阴险。相反，潘美可是当世赫赫名将，一名有功社稷的良臣。潘美的功劳还不光体现在军事上，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国际贸易领域也就是海贸也颇有建树。

潘美统兵平定南汉后，宋太祖派潘仁美去掌管“广州市舶司”，潘美看到了榷卖制度的漏洞，立即上奏朝廷，建议把榷卖制度改成关税制度，即不再垄断收购那些个的货物，而是由市舶司对货物做出估价，然后按照估价的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征税以后外商拿到朝廷的凭证就可以自由出售。

不得不说，宋太祖赵匡胤确实是雄才大略，很爽快的批准了潘美的建议，于是非常“现代化”的海关制度就在北宋初年确立了。

有了这样的改变之后，各路海船源源不断地涌进了广州海港，以至于广州海关应接不暇，后来大宋朝廷不得不在泉州、杭州、明州（也就是后世的宁波）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

如今各个港口市舶司收取的海外贸易的关税，可以说是占据了大宋朝赋税的差不多四成之多，毕竟现在的大宋朝除了四大港口的市舶司对海外贸易收取商税外，对大宋朝境内的商人收税可以说是少的不能再少了，这也是为什么贾似道会让谢举伯考虑对商业加税的主要原因。

不过加税，显然不是一时半会的。

当然，贾似道的这个市舶总司衙门，除了广州市舶司被赵昀划拨到市舶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