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人生三大喜事：出书扬名死老婆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硕士，背过二十世纪经济学史的袁燕倏自然知道眼下的主流经济学界正在展开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辩论。当时知名的经济学家都卷入了这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

不用说啦，作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大学者，米塞斯大师还能为计划经济唱赞歌？看看他名字中间的“埃德勒（edler字面意义就是贵族，通常赐予犹太人。）”和“二马（von）”就知道了，身为哈布斯堡帝国贵族和犹太上层人物，他当然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了。

还在奥地利政府里面当经济顾问的pr.米塞拉在今年春天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他否认社会主义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

有水平的人就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复杂的事情说简单。

袁燕倏还是有点水平的。他知道米塞斯否定计划经济的最主要论据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复杂到的不可能被人为仿制，因此计划经济不可能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

其实这套说法也不是完全没问题，其一，资本主义市场是否真的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其二，有效地配置资源是否等同于切合各个经济体实际状况地配置资源。

前者，再过九年等大家眼睁睁地看着牛奶往哈德逊河里面倒就明白了；而后者，而后者，苏修和tg这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集中资源投入到周期长回报少的重工业和基建项目的做法到底算不算“有效”呢？

不过现在还不是1929年大萧条，资本主义世界也还没有沦落到等凯恩斯和小胡子来拯救的地步，这件事情还有的扯呢。在自由主义当道的1920年，用米塞斯的《社会主义》换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自然是绰绰有余的了。

问题是袁燕倏知道自己一旦抛出这本著作，那就等于是自绝于党国与人民了，这个党国还不止一家，而这里的人民也不单单就指四万万中国人。别说将来还要红火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共运中大大小小的风云人物们容不了他，实际上连活不了几年的孙铁拳和帅不过三十年的蒋北腿也容不了他，别以为他们两位身边都是留美博士就真的会去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那一套。

袁燕倏要是将来还是在经济学圈子里面混饭吃，待遇比起米塞斯也好不了多少，除非等到本世纪70年代，新古典自由主义终于迎来第二春，不但能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反攻倒算，还能摇身一变成了主导英美两大强国的撒切尔-里根主义。更加幸运的是，与此同时“一个爱好虚荣的糊涂蛋”（撒切尔夫人的评语）成了苏共总书记。

其实等戈尔巴乔夫同志上台，袁燕倏也不过年仅85岁而已……不是开玩笑，对大师来说耄耋之年一点都不算老；也没有丝毫不敬，有的大师九十多还讨四十岁新娘子呢。

想象一下85岁的自己（要是活得到的话）颤颤巍巍地走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要不还是买一张克莱顿大学的文凭回国去当地主家的少爷混吃等死，实在不行就到丈人开的银行里面吃口软饭算了。

问题是这口软饭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原因就是他太太，确切地说未婚妻已经死了。

他们老家有一位姓周的在上海开铁铺子发财，又跟同业的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名叫“点金银行”，自己荣任经理。他记起衣锦还乡那句成语，有一年乘清明节回县去祭祠扫墓，结识本地人士。袁燕倏的父亲是一乡之望，周经理少不得上门拜访，因此成了朋友，从朋友攀为亲家。他还在高中读书，就随家里作主订了婚。

当然和绝大多数民国大师一样，他也反抗过这门包办婚姻。不过原来的袁燕倏性子软弱，被他老爹一骂就此作罢。

所以他很早开始读叔本华，常聪明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

袁燕倏中学毕业之后进了上海沪江大学（上海理工的前身）继续深造。转眼已到大学第四年，只等明年毕业结婚。一天，父亲来封快信，上面说：“顷得汝岳丈电报，骇悉淑英（他未婚妻的闺名）伤寒，为西医所误，遂于本月十三日下午四时长逝，殊堪痛惜。过门在即，好事多磨，皆汝无福所致也。”

作为一位西医黑，袁燕倏的父亲写信告诉儿子，连房产证都不用加名字就能到手的媳妇儿因为打摆子，不幸被西洋邪术给害死了。这只能说明他这个儿子没有福气，老袁家这种知书达理的大户人家就不去当医闹了。

信后又添几句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使三年前结婚，则此番吾家破费不赀矣。然吾家积德之门，苟婚事早完，淑媳或可脱灾延寿。姻缘前定，勿必过悲。但汝岳父处应去一信唁之。”

他的父亲还晓得混沌理论，所以在信件最后写道：老司机因为丢了马而发不了车，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万一赶上严打呢？如果三年前你们就结婚，我家这次就要大出血了。不过要是三年前把婚事办了，你媳妇儿说不定因为蝴蝶效应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