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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副标题:鸿渐先生的第一把小算盘
“只有托马斯-哈代先生能与你相提并论了!”
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托马斯-哈代还是一位很具“争议性”的作者。&29378;&47;&20154;&47;&23567;&47;&35828;&47;&32593;&119;&119;&119;&47;&120;&105;&97;&111;&115;&104;&117;&111;&47;&107;&114;他最出色的两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因为有很多“儿童不宜”的情节被当时的卫道士给骂翻了,气得他老人家发誓再也不写小说,改行去当诗人了。
当然现在是1920年了,社会风气开放了不少。哈代的作品也得到应有的评价。
我们的袁大师这句话其实打了一个折扣,当时英美文学界还有一位堪称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萧伯纳。不过老萧作为费边社重要成员太左也太红了,公开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这位既不普通也不社会的新古典主义大师尿不到一个壶里面去,所以袁燕倏干脆就没提。、
不过呢,西奥多-德莱赛先生在原本那条时间线上的1945年也加入了美共,所以袁燕倏是不太可能去接触批判现实主义这玩意了,当然这是指非中文小说。对于那个民国,他还非得当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不可了。
“哈哈哈,袁先生。你过奖了。”德莱赛先生听了这句夸奖,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不过面子上还是要谦虚一下的。
袁大师真要他写书那是不成的,可是和写书的人套交情那是一套一个准。只用两三句话就把这两位美国著名作家给套进去了。
谁说老外就不知道花花轿子人抬人这个道理了,而且这三位还是肚中相当有料的大作家,抬起人来那也都是一套一套的。
袁燕倏赞誉凯瑟女士是“生态女权主义”的滥觞,那么女作家自然说他是二十世纪新女性主义的旗手。他把德莱赛先生捧到了托马斯-哈代这样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高度,那么男作家也很自然地不是他讲成是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新秀。
凯瑟女士是荒野派的开创者,德莱赛先生是揭露美利坚阴暗面的批判者,那么袁燕倏先生就是历史小说的创新者……
看这火候差不多了的时候,我们的袁大师又祭出了一件大杀器。他诚意满满地开口问道:“凯瑟女士,德莱赛先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把你们的大作翻成中文,让我的祖国同胞也有机会欣赏两位的杰出作品呢?”
两位大作家闻听此言精神就为之一振。先不说稿酬版税什么的,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另一个国家的文字,对于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恭维吗?
他们也相信尼奥-袁这种用非母语的英文就能写出如此优秀作品的文学家,他的翻译水平肯定差不到哪里去。
既有钱赚、又能扬名、还不会糟蹋自己的作品,再者说这年头除了袁燕倏也没有人会把他们的作品翻成中文。所以他们自然是欣然同意。
而得到他们的首肯之后袁燕倏心中也是一喜。他可不是兴之所至地提出要翻译这两位的作品,刚才在脑中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虑和权衡。
德莱赛先生和凯瑟-女士那都是妥妥的左派。前者后来都加入美共了,屁股当然是红的发紫;后者可是1904年在柏林成立的国际妇女运动联盟的成员,而她的理念和后现代女权主义运动很是合拍。
今日民国什么思潮最是汹涌澎湃,那还用问吗?
可惜他自己的英文作品小布尔乔亚味道太浓也太过西方化,只能吸引文艺青年,受众还是太小。而翻译他们两位的作品岂不是正好赶上了风口浪尖,还能成为二逼……嗯,革命青年的偶像。
当然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鸿渐先生此时已经立志和鲁迅先生别一别苗头了,实际上有了大师球要盖过后者也并不怎么困难。他心中早就有了独领民国文坛风骚的野望。
众所周知,鲁迅曾经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不过他老人家选的都是爱罗先珂、阿尔志巴绥夫、有岛武郎、片上伸等等这类完全没有名气的小众作家和文艺批评家。而他们的作品要么是反思本民族的《丑陋的XX人》,要么就是主题先行的抗争文学,单就文学价值来说也就那样。
他还翻过尼采和托洛斯基的作品,不过因为这两位政治上都不太正确,反正后来没什么人提这个。
那么自己有了大师球这个非常好用的翻译器,大翻译家这个名头岂不是手到擒来?虽说根据系统说明书翻译作品能获得B币非常之少,只有抄袭作品的万分之一,而且很多“你懂的”作品他是没办法使用翻译功能的。但是能用来刷刷名望完全是值得的吗,顺便还能赚点小的小钱钱。(笔者注:打个补丁,否则主角赚B币太容易了。)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当翻译家贩卖起